http://www.iasiaweekly.com Thu, 04 Mar 2010 05:57:04 +0000 http://backend.userland.com/rss092 en 如果宋楚瑜當湖南省長，陳菊當福建省長，馬英九可以參與中南海的決策，兩岸會出現什麼的變化？ 這不是天方夜譚。如果歷史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兩岸的統獨之爭就會化解於無形，兩岸軍事預算都可刪除，因為武力解決中國人內部問題已經成為過去，而「和平紅利」會發酵，成為中華民族進入真正「盛世」的強大動力。 這也是對北京最新對台政策的最新聯想。北京月前宣布開放台灣居民到福建省當公務員，籌劃讓台灣的汽車掛著台灣的車牌開到廈門。這已經不是一般的「統戰」，而是要將兩岸民間深度融合，讓經濟交流更上政治的層樓。 中國政治的更上層樓就是建立權力制衡的機制，避免絕對權力引致絕對的腐敗。 如果台灣的政治力量能夠參與中國大陸的政治建設，將他們在台灣管治經驗也能夠在大陸發揮，那麼台灣的政治權力板塊就會出現巨變，當前的藍綠之爭就會隨風而逝。 台灣儘管有藍綠的國家認同之爭，但在言論自由、追尋法治及民主體制上，都能凝聚強大的共識，也讓台灣的老百姓有一種自豪感。相對地，中國大陸民間對民主進程的緩慢、法治的缺失，都有強烈的無奈感。最近劉曉波和譚作人事件，顯示公權力的傲慢，黨大於法。公安和國保人員濫權，對往成都採訪譚作人案的香港記者誣為藏毒，阻止採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讓民眾失望。而在網絡自由和社會自由度方面，胡溫政府被批評出現退步，還比不上江澤民時代。 但恰恰是在這個時候，溫家寶週前與網民對話，強調老百姓的尊嚴，指出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大於天」。整個社會的全面發展，必須以每個人的發展為前提；溫家寶還說：政府最重要的是公開透明和民主監督，只有民主才不會出現人亡政息。 這是中國政治改革論述的最新突破，脫下了意識形態的緊身夾克，也具體論證了胡錦濤「以人為本」的理念。 然而中南海的良好願望如何落實，才不致被獨霸一方的諸侯所扭曲？這需要加強制度建設，也要加強和台灣交流，讓台灣的民主實踐，成為中國大陸政治改革的參考。 趙紫陽晚年就提到，中國共產黨需要反對黨。儘管中共一些官員視反對黨的提法如洪水猛獸，但毛澤東早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民主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對中共來說就是實質的反對黨，尤其在兩岸三通之後，民間交流日趨深入，台灣的自由和開放民主氣氛，對中國大陸的老百姓永遠是一個巨大吸引力。台灣可以，為何中國大陸不可以？兩岸的互動，最終就是制度和民心的磨合。如果溫家寶有關民主監督的豪言壯語能在神州大地落實，那麼寶島老百姓肯定歡迎他到台灣競選總統。■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67 廈門鼓浪嶼海岸有一尊約十五公尺高明末名將鄭成功像，由六百二十五塊花崗岩砌成，據說這尊石像樹立之後許多颱風都和廈門擦身而過。 鄭成功當年為了尋找根據地反清復明、在台灣登陸，擊退了荷蘭人與東印度公司，奠定台灣四百年發展起始，被台灣人尊稱「延平郡王」，而鼓浪嶼此尊鄭成功雕像面朝西向大陸，而不是朝向台灣，去年十二月，到此一遊的全球最大半導體專業製造公司台積電中國董事長曾繁城臆想：「這是要提醒大陸在歷史時刻，不要忘掉台灣吧！」 渡海延續了歷史，而不是斷裂。今年中國習俗「小年夜」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飛抵福建漳州市，從機場直接驅車前往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參訪。胡錦濤一下車，就握著在此投資蘭花栽種的台商們招呼：「我來給你們拜年了！」 中國領導人的春節行程，有著重要政策指標意義。胡錦濤虎年春節「南巡」，不只是看台灣農業的投資而已，還前往廈門郵輪中心、向搭乘金廈航線返台的旅客送行，大年初一則眺望金門，觀賞金廈煙火匯演。 廈門距離最近的都市就是相距僅兩公里的金門。二月二十五日，台灣行政院開春第一次會議上，交通部長毛治國宣布了連接大、小金門的「金門大橋」建設計劃。當年金門八二三砲戰震驚國際，兩岸軍事對峙的遺跡都還留存，如今卻成了兩岸和平的橋樑。 而就在三月初舉行全國人大、政協會議之際，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特別在網上回答台商魯雲平提問時強調，兩岸已進入和平發展的新時期，雙方需要建立綜合性的、具有兩岸特點的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為做好這項工作，需要把握好三個問題：平等協商、互惠互利、要照顧對方的關切，特別是廣大農民的利益。他說：「我們可以做到讓利，道理很簡單，因為台灣同胞是我們的兄弟。」 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是零六年首屆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正式宣布設立，目前已有七十家台資農業企業和七個台灣農民個體工商戶在園中投資。在創業園生產經營的台商指出：「漳州與台灣中南部氣候、水土相近。」胡錦濤則稱讚這個園區是兩岸農業合作結出的「豐碩果實」，為兩岸民眾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 福建省漳浦市最大的台資企業、台灣天福集團總裁李瑞河，四年前在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上曾見過胡錦濤，在農民創業園中當面邀請胡錦濤到台灣走一走。胡錦濤笑著說：「我一定記住你的邀請。」 胡錦濤對台商說：「凡是對台灣同胞有利的事情，我們都會盡最大努力去辦，並且說到做到。」兩岸目前正開展商簽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各項工作，是兩岸經貿關係邁向正常化的關鍵起點，也是總統馬英九自競選以來的施政承諾，長期駐北京的資深媒體人王銘義觀察，胡錦濤既已表明「說到做到」，已預示著兩岸簽署ECFA將可水到渠成。 目前僅在廈門和漳州兩地就分別有十萬和三萬台胞長期居住，閩南是台灣絕大多數民眾祖籍地的原鄉，胡錦濤在福建對台商做出承諾，也讓「海峽西岸經濟區」的政策執行更加明朗。今年一月二十八日閉幕的福建省政協會上，重點之一就是討論如何發揮對台「五緣」的獨特優勢，這「五緣」是地緣、血緣、文緣、商緣和法緣，其中政協委員張金棟就建議，由於台商不在大陸醫療保險覆蓋範圍之內，福建可率先試點閩台醫療保險制度性對接，解決在閩台胞看病難問題，請台灣「中央健保局」來設專門代表處。 從零九年五月十四日「國務院關於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設海峽西岸經濟區（簡稱海西經濟區）的若干意見」正式公布以來，福建基礎建設的投注力道也逐漸加強，零九年福建省計劃重點項目投資總額為一千四百七十億元人民幣（約二百一十五億美元），較前一年增加了二成二。 福建多山，最艱鉅的就是交通建設，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連接福建兩大重鎮福州和廈門的「福廈高速鐵路」正式通車，全長二百七十三公里，沿線經過泉州和莆田，福州到廈門只要一個半小時。去年九月，福州到溫州的「福溫高鐵」正式通車。 「海西整個鐵路建設計劃，預計二零一二年前會全部開工，一五年前基本建設完成，興建鐵路總里程將達六千公里。」參與兩岸工程交流的台灣營造研究院經理黃正瀚就指出，海西經濟區向北有「溫福鐵路」、向西從向塘到莆田的「向莆鐵路」也開工了，原本「京福高速鐵路」的合肥到福州段，則將會延伸到平潭島，加速和台灣接軌第一線的平潭開發，加上打通全福建的公路網「三縱八橫三環三十三連」啟動，海西的交通建設逐漸落實，整個海西經濟圈也正式成形。 以福建省為主體的海西經濟區，橫跨四省二十三個地級以上城市，南連珠江三角洲、北連長江三角洲兩大經濟區：主要範圍可以北從浙江省的溫州開始、麗水、衢州、金華、台州，西從江西省的上饒、鷹潭、撫州、贛州；南從廣東省的梅州、潮州、汕頭、汕尾、揭陽，最後和福建的福州、廈門、泉州、漳州、龍巖、莆田、三明、南平、寧德等，這二十三個地級以上城市雖不如上海、廣州、南京、深圳的都會格局，但人口也達到了約一億人，根據中國商務部資料，零八年此區生產總值（GDP）到一點八九萬億人民幣，年增率百分之十二點六，預估二零二零年海西經濟區的GDP將上看四萬億人民幣！ 「我們現在到黨校上課，最重要的一個主題就是海西了！」福建省安溪市書記李建輝指出。從中央到地方，直接抓緊政策，目前已經有五十個中央部委和中央企事業單位直接和福建省政府簽署了支援海西經濟區發展的合作協議或會議紀要，「這樣全部動了起來，棋就活了！」李建輝指出，從規劃布局、項目建設、口岸通關、金融服務、財政稅收等方面，從中央快速支持海西經濟區發展，讓海西經濟區的建設，成為兩岸經濟優勢互補的發展空間。 台銀行科技業登陸海西 像最近廈門的台商都不買車了！因為未來很可能台灣的掛牌私人轎車可以直接從廈門上岸開進市區，一名在福建投資超過二十年的台商就指出，主要就是中國交通運輸部零九年與福建省政府簽署了「加快海峽西岸經濟區交通運輸發展會議紀要」中，優先考慮讓福建省交通主管部門參與兩岸直航相關事務的協商工作，其中包括了「兩岸車牌相互認證」項目，這樣一來台灣車牌可以在大陸使用，另外，在交通上還包括推動兩岸滾裝貨輪定期航班、建立郵政專輪等海上運輸的試點工作，從海西開始一連串前所未有的兩岸「交流」。 事實上包括第一家台資參股銀行、第一家顯示面板科技廠，都選在海西登陸。台灣第二大金融集團富邦銀行參股福建廈門商銀持股百分之二十，並順利取得經營主導權。在面板科技方面，零八年十二月中國國台辦主任王毅宣布將對台採購二十億美元的面板後，在福建設點的台灣明基友達集團就是第一家受惠企業。 海西重啟兩岸融合的工程，但相對於大陸的經濟藍圖來說，「海西」所代表的意義也有三層： 第一層意義，是利用台灣開展「梯度轉移」的區域經濟工程。淡江大學海峽兩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也是財務金融所所長聶建中就指出，大陸各地經濟發展腳步不一，福建一帶的沿海城市更需整體規劃，大陸各部門也藉著「海西」來推動城市化。 今年一月，大陸「住房與城鄉建設部」涵蓋大陸四省二十市的「海峽西岸城市群發展規劃」正式獲得批准，有趣的是，這項「規劃」還將台灣正式納入，逐步形成兩岸一體化發展的「海峽城市群」，構想中的「海峽城市群」核心圈，是由台北、高雄、台中三大都市圈區與福建福州、寧德、莆田、泉州、廈門、漳州六個都市區構成，陸域面積十二點四萬平方公里，海域面積十三點六三萬平方公里，中國住房與城鄉建設部在「規劃」中強調，這是對於完善國家區域發展格局，促進海峽兩岸交流合作和共同繁榮「具有重要意義」。而聶建中也指出，這種大格局的經濟規劃，也是靠兩岸關係朝往和諧發展之賜。 第二層意義，是利用台商做產業的接軌。 零九年十二月，福建省發改委發布「福建省鼓勵台商投資的產業指導目錄」，要求各部門依據目錄推動金融、石化、服務、紡織、機械等十大產業台商赴福建進行投資，對台商全面開放，其中像是「金融行業」下的銀行、保險、證券、風險投資、期貨、財務公司等六個項目，更是福建積極推動台商投資的目標。 儘管現在重量級台商多半聚集在長三角、珠三角等經濟區，但作為最早對外開放、最早吸收台資的福建來說，開發海峽西岸經濟區，絕對要倚靠台商的力量，「有了完善的金融貸款服務，台商才能大展拳腳！」淡江大學教授聶建中說。 在金融服務上，海西兩大重鎮福州和廈門兩地會進行分工：首先，福州將結合保稅港區，成為對台「離岸金融中心」來試點。福建省官員表示，福州將針對國際貿易業務，與保稅區結合，這是離岸金融中心的目的。 而廈門則會成立綜合性的「貨幣結算中心」，主要就是兩岸新台幣、人民幣的貨幣結算，由兩岸指定的銀行來承做貨幣結算的業務，其中福建的興業銀行，以及台灣在福建深耕已久的富邦金控布局已久，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正式簽署後，海西的金融體系已積極開展。福州市商業銀行去年十二月更名為福建海峽銀行，並將布點海西二十三個城市。富邦銀行更宣布，要在福建設立一百家分行。 第三層意義，是文化情感強化的接軌。一月二十八日的福建省政協會議上，政協委員桂國榮就建議，要支持福州、廈門、武夷山三個城市為「文創產業」試點城市，突出發展閩台特色文化創意產業。 過去台灣渡海的先民，不管是宗教上、生活上、飲食上、娛樂上都幾乎複製三百年前的閩南文化，但是隨著第五代、第六代移民文化的轉變，對於閩南文化的認同越來越淡薄，就算主張台獨的人士，老家都是福建永靖一帶，卻已發展出台灣文化主體的理論，也難怪「海西經濟區」不忘從文化產業著手，包括動漫遊戲業、演藝娛樂業、工藝美術品業和創意設計業等。「文化創意產業將進入一個新的增長週期，閩台之間應在共同利用、挖掘中華文化資源的基礎上，生產出更多優秀的文化創意產品。」桂國榮強調。 儘管海西經濟區立意恢弘，但是也開始面對未來不同的挑戰。 首先，是海西經濟區法令的彈性和實驗能不能奏效？ 「海西城市可能不比起其他省市有錢，但我們有政策！」福建領導這兩年對台商不斷強調，包括銀行設立，台灣車子可以直接在福建馬路上行駛，都是政策的先鋒和彈性，但另一方面，台商既沒有國際集團的規模，又沒有大陸本地企業的照顧，若時機不對，政策可能只是華而不實。如許多產業寄望海西經濟區的先行試點政策，能開放參股比例的限制，但如果開放的時機沒有差異化，優惠一樣會流失。 其次，海西經濟區如何開發出市場深度，一時還不容易看出成果。 海西經濟區崛起，例如在福建布局許久的辜振甫家族的台灣水泥，著眼於海西經濟區城市、交通建設的需求，進一步準備投資六千萬美元在福建莆田建立第二座水泥研磨廠和碼頭，年產量可以達到四百萬噸，而未來海西如果持續發展，消費力成長，台泥在福建的水泥產量可以上看每年六百五十萬噸，擠進當地前三大水泥廠之林，而大投資才能見效。 淡江大學教授聶建中進一步指出，海西必需成為中國大陸內需市場的重要跳板，對台灣企業才有意義。像大陸是全球最大汽車市場，台灣在廈門投資的正新輪胎，目前是大陸市佔率最高的輪胎製造商，廈門廠的日產能超過五十萬條以上，未來除了「汽車下鄉」政策的加持，若能有海西經濟區的基礎，和中國內陸其他企業競爭，才有可能擴大投資。 閩公務機構將聘台人才 再者，除了政策和市場，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關鍵還是人才，海西能成為兩岸就業人才活躍的跳板嗎？ 零九年十月，中共福建省委組織部宣布，作為率先接納台生進入大陸事業單位工作的省份，福建今年將研擬從專業性較強的公務機構中，選擇部分職位，招考台灣專業人才，以「聘任制」方式，吸引台灣管理人才。 福建也是大陸第一個開放在當地就讀台生可在當地工作的省份。零九年七月，福建省人事廳即率先頒布政策，台生赴閩就業與大陸同類畢業生享同等待遇；碩士以上學位台生可到事業單位就業。 福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叢遠東指出，未來五至十年將投入兩億元人民幣資金，吸引三百名海外高階創新人才（含台港澳）赴閩創辦企業、受聘工作、開展合作研究等。 目前已有兩位台生被福建省事業單位錄用，分別擔任福建省皮膚病醫院醫師，及福建中醫學院的教師；另有一位在福建漳州天福茶學院任講師的台灣人，通過福建的教師認證；也有台灣人考上福建報關員，但大陸人才眾多，一流企業是一流人才的戰場，在政府機關擔任高級公務員的機會更小，一名長期在福建出差的台商就指出，儘管政策誘人，但一時還看不見遠景，只有等政策和企業更為開放，才能加快移民海西的腳步 台灣西進腳步仍在調整和學習，但大陸一步沒有放鬆。事實上根據台灣經濟部的資料，政府開放陸資來台後，福建是到台灣投資最積極的省份。零九年福建已有新大陸、廈門國貿、廈門航空等三家企業來台投資。新大陸電腦將和台灣企業盈科泛利首度在「雲端運算領域」（雲計算）開展投資合作，新大陸主要提供硬體和資金，台灣提供軟體支持，拓展新大陸二維電子條碼加值應用的覆蓋面，推動企業國際化進程。 平潭將成為合作示範區 為了表達對台灣的「誠意」，福建開闢的「平潭實驗區」腳步更快。平潭縣位於福建外海的島嶼群，主島「海壇島」面積二百七十一平方公里，距福州市七十公里，距離台灣新竹港一百二十六公里，是大陸距離台灣較近的區域。 海峽的這一邊，離大陸最近的金門也力謀出路。，為了替金門找出未來方向，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張亞中提出「金門國際自由市」的構想，建議中央政府放手讓金門縣自治，讓金門可以藉海西經濟區之勢，順勢成為世界貿易門戶。 「金門必須要有比平潭更高的格局才能勝出！」身為台灣競爭力論壇的國際戰略組召集人的張亞中指出，中國已經規劃福建平潭島作為兩岸合作示範區，未來平潭島將成為對台灣開放程度最大的經濟區，如台灣民眾可免簽進入，同時併用人民幣及新台幣，可以收看兩岸電視，甚至開放讓台灣人參與政治管理，成為兩岸的自由港，未來金門發展勢必要與平潭競爭。 海西經濟區已站上了兩岸命運的轉捩點，四百年前台灣海峽東西岸的經營如果有心且得當，明朝時就不會成為海盜出沒的島嶼、更不會種下了台灣被清朝割讓給日本的命運，如今兩岸關係和緩，如果「海西」能順利接棒，未來台灣五百年的歷史可能改寫，兩岸歷史也會因此改寫。■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62 歲月是最大的小偷。這是導演羅啟銳在香港電影《歲月神偷》中的信息，展示在幻變的生命中，時間就偷走了我們一些曾經珍惜的人與事，也偷走了「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情懷和多少無形的價值。 直到有一天，也許就在一個下雨的午後，在一個寒冷的春節假期中，才赫然發現，這個可怕的小偷的身影，刁鑽地，鑽到被遺忘的歷史煙雲中。 而歲月神探的任務，就是在這些歷史的煙雲中不斷搜索，要尋找破案的關鍵。為什麼在艱苦的六十年代，反而擁有不少今天已經失去的快樂？為什麼在貧窮的社會，卻享受一些今天難以想像的豐盛的心靈？儘管歲月神偷滑溜溜的抓不住，但凡是經過的都留下痕跡。歲月神探也許是靠運氣，也許是靠人脈，但更多是靠智慧，才可以找到那些被偷走的。 被偷走的當然包括了有形的和無形的。那些曾經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軀，早已隨風而逝；那些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的拼搏精神，似乎在當下香港社會逐漸流失，代之而起的是不斷的埋怨，怨天也怨人，在壓力之下沒有抗壓力…… 這其實是今日富裕社會中的貧窮，而忘記了當年在貧窮社會中的富裕。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在冷戰結構的氛圍中，物質仍然是匱乏，但在一般的基層社會中，精神生活卻相對地並不匱乏。就好像片中的小男孩，擁有很多的「玩具」，自製的或是順手拈來的。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永遠有夢，即使在殖民體制中，即使在很多的貪污腐敗的環境中，他們只要肯用功讀書，也可以考進名校拔萃男書院，最後可以讓寒門子弟出人頭地。並且恰恰是在香港這個不民主但卻資訊自由的社會中，可以在西方流行音樂的節奏中，思考這島嶼和中國命運的關係。 這些停不了的夢，成為社會改革的動力，但在今天香港的社會氛圍中，這樣奮鬥向上的精神，似乎越來越少。更流行的是指責別人和體制，「一切都是社會的錯」，甚至是變成了某些人放縱和犯罪的藉口。 但這也許是全球的現象。《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引起共鳴，反映了這種時代的反思。回顧六十年代艱辛歲月的一切，反而開拓了解決當下困局的新思路。 新的思路就是要發現那種堅韌精神的背後力量，不能只靠物質刺激，也要有家庭和社區的扶持和圓融合作。越是困難，越要團結一致，不斷尋求制度創新。 而西方觀眾對香港這一段庶民歷史的認同感，也展現了人性是沒有邊界。普世價值的人文情懷，融化了地理和心理的疆界。生命中的逆境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沒有克服逆境的生命力。 羅啟銳的散文集《歲月神偷》早在一九九六年就出版。他的文學和電影之間也沒有邊界，只要有夢和生命力，就會不斷煥發創意，讓歲月神探大戰歲月神偷，尋回被偷走的意志，也搶回被奪走的競爭力，為香港和中華民族的命運作出承擔。■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59 這是香港電影的突破，也是香港電影的回歸。《歲月神偷》是一部以導演羅啟銳自身經歷為藍本、圍繞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為主軸的電影，它將街坊人情的家庭倫理故事帶到柏林影展，並獲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為香港尋回被遺忘的價值，展現社會及政治史切片，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並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 《歲月神偷》是香港電影中被遺忘已久的題材。這些年來，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歷史大片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港產片市場，投資者或部分電影人總以為，觀眾生存的現實世界已經足夠磨難艱困，進入電影院就應該抽離，到一個和生活本身毫不相關的場景和脈絡，滿足三D視覺也好、狂笑一場也好，就算是驚嚇兩個小時，起碼是購買了兩個小時的發洩和超脫。當然，這些電影自有其藝術和創作的價值，其票房也頻頻報捷，然而，當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都只提供兩個小時的娛樂，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不禁要問：觀眾記憶了多少、回味了什麼，電影裏的甜酸苦辣又和觀眾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正是《歲月神偷》為香港電影尋回的價值。 《歲月神偷》根據編劇兼導演羅啟銳百分之九十自身經歷改編，其實，也是一部庶民角度的香港社會史、政治史。羅的知己伴侶張婉婷出任監製。 電影從位於九龍深水小街上的羅記皮鞋的家庭故事展開，描述鞋匠一家四口如何享受順境和樂觀面對逆境。電影中，羅記皮鞋的老闆、即羅父（任達華飾）每天辛勤工作，是一個外酷內熱、不懂表達情感的六十年代父親，而母親（吳君如飾）則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長子羅進一（李治延飾）資質聰穎，在著名的拔萃男書院（DBS）就讀，是田徑跨欄好手；幼子羅進二（鍾紹圖飾）頑皮，對世間事物充滿好奇。一家四口住在鞋店閣樓，過著簡樸生活。店舖是僭建（違章）的，要定期交保護費，每逢中秋，就算家裏的月餅不夠，也要送一盒「雙黃蓮蓉月」給洋人警察。羅氏家庭的生存艱困，本身已經是一部很重要的社會史記載。六十年代，廉政公署還沒成立，香港貪污成風，警隊到處收保護費，就連醫院護士，病人家屬給紅包也是少不了的。在電影裏，當哥哥羅進一因患上血癌住院，護士嫌他母親給紅包給得少，抽血時也狠狠的一針插下去。而最後為了輸血，更要趕去當鋪典當。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已然消失。 跟羅記皮鞋在同一條巷子的，還有一家由上海人經營的縫衣店，也是非常具有時代象徵意義。二次大戰後，大量難民南逃，其中不少是上海人，他們擅長縫衣理髮，一九六零年的電影《南北和》，正是講述當時一名南來上海裁縫師傅和本地裁縫的故事。《歲月神偷》裏的上海人（谷德昭飾）雖然講一口上海話，和鄰居的南方街坊卻能融洽相處，共同分享好菜。這種已逐漸消失的街坊人情味，在電影裏重現。 電影也細膩描述了當時貧富之間的差異。當哥哥帶著一條熱帶魚去送給住在山頂的中學女朋友時，赫然發現，原來女友住在一個上萬呎的豪華別墅，後門比一般家庭的正門還要大，而她家裏的魚缸，更大得讓他看瞪了眼。這有點像青蛙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 《歲月神偷》除了是一部社會史，也是一部政治史，透過電影，人們發現六十年代的香港和中國大陸，是既遠且近。在殖民統治之下，當時香港的年輕人流行聽西洋歌曲，比如Monkees的 ‘I wanna be free’就幾乎貫穿整部電影，來反映當時年輕人的心態。同時，儘管當時中國大陸正值火紅的文革年代，但香港和北京人民的往來也沒有中斷。當哥哥證實患上血癌後，母親便和弟弟跟他到北京看病，透過醫院的窗戶，兄弟倆看到一個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身軀抬至，電影裏雖然沒有說白，但這具血肉身軀暗示多少的歷史血債。 《歲月神偷》是一次細緻的港人對生命、生活的回望，這種回望，透過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感染了柏林的年輕評審。柏林影展的「新世代」競賽單元，專為兒童及青少年觀眾而設，分成「十四歲以上」以及「十四及十四歲以下」兩組，旨在透過電影提升年輕一代對文化的關注，評審亦由青少年擔任。《歲月神偷》是首部獲水晶熊獎的香港電影。 飾演男主角的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我小時候也很窮，也經常被爸爸打，在拍電影的過程裏，這些記憶不斷湧現，讓我回到那個場景，對投入角色有幫助之外，也是一次對生命的回望。」 羅啟銳表示，《歲》在柏林影展放映後，觀眾都熱烈鼓掌，片中的香港情懷，是一種放諸四海的感情，外國觀眾同樣有共鳴，因為戰後的歐洲也經歷過百廢待興的艱苦歲月，電影提供了一個新鮮的時代背景，但內裏闡述的感情，他們完全能明白，也提供了一個讓觀眾反思的空間：為何現代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羅啟銳看見柏林影展電影完場時，西方父母親都緊緊摟著兒女，相信大家都從羅家的故事，感受到親情的可貴。 羅啟銳說，近年香港社會上充斥了負能量，「八十後」面對困難，感到迷惘，或者只懂得抱怨，令他回想六十年代時，面對的困難更多，還不是憑信念，想方法渡過難關，像電影中的母親常說「一步難，一步佳；難一步，佳一步」般，樂觀地走過去，他希望香港人能從電影中汲取長輩的教誨和克服困難的精神。「鞋字半邊『難』，亦有半邊『佳』」一直是羅父羅母樂觀處世之道，他亦希望下一代能擺脫貧窮，只要升中試成績好，也可以入讀香港名校拔萃男書院，學好英語，冀望有朝一日出頭天。 任達華說，演繹這個角色最困難之處，是如何尋找六十年代人物的心態。他和羅啟銳雖然有相似的成長背景，但要捕捉羅父的神韻，始終要透過不斷和導演傾談，「我時常和導演一起吃早餐，引導他回憶父親的生活點滴。我用了兩個星期跟隨一位老師傅學習造鞋，觀察他的細節，例如他總是彎著腰工作，所以鏡頭很著重拍我的背影。拍攝時我會把雙手塗滿膠水，不斷磨擦，令它看起來粗糙，希望能從生活中感受這個角色。」飾演羅母的演員吳君如也表示，《歲月神偷》的劇本令她非常感動，寫得很用心，「連一條魚也有細緻的形容」，電影令人重拾「被遺忘了的價值」。 回歸港產片五十年代傳統 這其實也是港產片在五六十年代的特色之一。一九五三年的《千萬人家》、一九六零年的《可憐天下父母心》、一九六四年的《香港屋簷下》等等當時被稱作社會劇的電影，將當時社會百態、老百姓的生活艱困帶到觀眾眼前。像《香港屋簷下》，就是揭露當時社會「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銀行擠兌時小市民的恐慌和大老闆的計算形成強大張力，又跟一九六四、六五年香港銀行的擠兌風潮產生巨大的戲裏戲外的呼應。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方育平的《父子情》、《半邊人》也讓人難忘。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些以人情味和生活態度去感動觀眾的香港電影，除了陳果《細路祥》、二零零六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的《父子》，以及去年在香港金像獎連奪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獎項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之外，絕無僅有，而登上國際知名影展的，就只有《歲月神偷》。不用槍擊，沒有神功，《歲月神偷》只是訴說了一個發生在香港基層家庭的故事。 事實上，打從羅啟銳在紐約念完電影回香港的時候，描述人情味小生活的電影題材就不是主流，在七、八十年代，「港產片」是香港重要的文化產業，港片憑靈活創意，廣受東南亞市場歡迎，更有「東方好萊塢」美譽。 然而，港產片在八十年代的輝煌時期，大家爭相開拍同類題材，包括搞笑片、恐怖片等，僱用同一批有助賣埠的當紅演員，直接讓演員身價急升。九十年代末，大陸電影冒起、盜版碟猖獗，在盈利下降的情況下，大片廠如嘉禾及新藝城等淡出電影製作市場，香港電影一瀉千里，觀眾流失，市場收縮，缺乏重要投資者，港產片進入寒冬。 九七回歸後，京港關係越來越密切，港片陸續試探進軍大陸，自從二零零三年香港與大陸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CEPA)後，香港電影可正式以合拍方式進入大陸市場，為萎靡不振的港片注入強心針。 大勢所趨，中港合拍片成為主流，直接面對大陸觀眾，香港也成為聚合各地資金的電影城市，題材自然以能通過大陸電檢為首要原則，電影人創作時需小心謹慎，題材也要顧及大陸觀眾口味，許多合拍片都偏重拍攝古裝歷史題材，如《三國》及《赤壁》等，間接令港產片題材單一化，失去昔日多元化的特色。具本土色彩的主題難以找到投資者，或只能以小規模形式拍攝，業界也警覺過往港產片的靈活特質及多元化的題材會因此而消失。 香港電影人一方面努力打造面向大陸市場的「大中華電影」，另一方面要保持港片特色，當《投名狀》及《葉問》在大陸和香港均取得佳績，香港亦出現了具本土特色的電影，如描寫屋生活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及描寫青少年友情及衝突的《烈日當空》等低成本製作電影，廣受好評。 港產片逐漸出現了兩個路向：主流的，仍然是大投資大題材的「合拍片」，如《十月圍城》，及小投資小題材、以香港市場為主的非主流電影，即「非合拍片」，如《歲月神偷》，但電影人最想做到的，是創造兩地都受落的商業片題材，如周星馳嘗試結合特技及動作的《功夫》、結合特技與溫情的《長江七號》、彭氏兄弟的新派特技武俠片《風雲2》、袁和平的立體古裝武打片《蘇乞兒》、黃百鳴將香港獨有的賀歲片滲入內地元素的《花田喜事2010》。此外，邵氏重投電影市場，曾志偉導演重新打造邵氏經典而成的《七十二家租客》，提倡「和諧」的鄰里守望精神，以華南地區熟悉的電視台演員主演，紮根香港，面向大陸市場。 《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證明回歸家庭倫理題材，是可以突破文化差異的缺口。事實上，二零零八年的賣座電影《葉問》，在傳統功夫片的類型上亦滲入了家庭倫理的元素。《葉問》編劇黃子桓對亞洲週刊說：「在電影裏，我們希望塑造一個有別於一般英雄的人物，功夫好當然是重要，但另一方面，如何吸引女性觀眾，甚至年輕一點的人，我們想到，『家庭』這個元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和導演構思出一個關顧家庭的人(family man)。現實裏的葉問本來也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也是十分照顧家庭的，有妻子兒女，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構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電影中有不少比較溫情的戲份。就如愛護妻子，與孩子畫畫，在家中吃飯等等。其實有不少這些細節，令到觀眾看這部戲的時候，便會代入到一個父親、一個爸爸的角色，有親切感。」 踏入二零一零年，《歲月神偷》證明了本土色彩的電影也可突破地域限制，受人認同。「港產片」將迎向新時代，而「港產片」一詞，將被重新定義。 香港政府對電影界的資助，亦有助一些中型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即約一百五十四萬美元）電影能夠成功開拍。一九九九年成立的「電影發展基金」，原本是資助有利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將三億元注入發展基金，擴大範圍，資助中低成本的電影製作，《歲月神偷》也成功申請了資助。《歲月神偷》的劇本，塵封已久，一直放在羅啟銳心靈深處，是他最想拍攝的電影。當初擔心自己的故事欠缺吸引力，故此第一部導演作品《七小福》，反而先拍別人（成龍及洪金寶等）的成長故事。 一開始，羅啟銳一直找不到開拍《歲月神偷》的資金，直到去年得到好朋友岑建勳支持，為他籌集了第一筆資金，加上電影發展基金三百五十多萬港元資助，《歲》總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算是中型製作，任達華及吳君如以友情價、親戚價參與，成功開拍令羅啟銳終能「解開心結，還了心願」。 《歲月神偷》原是羅啟銳散文集的名字，為什麼鍾愛此名？他說，很喜歡它的意思：「在幻變的生命裏，歲月，原是最大的小偷……」然而，羅啟銳和張婉婷卻為我們抓住了這個小偷，將它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拍成這部電影，為我們重現被遺忘的價值和年代。■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56 中國春運的天空，正迎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候鳥。目前「八十後」的新一代民工，佔了全國民工的六成以上。他們是今天的春運大軍，但卻爭取在未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迎接春運。 他們心中的春運不再是煎熬，不再是站幾十個小時、要穿上紙尿褲的火車旅程，而是要有尊嚴的回鄉之旅。他們不願意再重複上一代的足跡。在中國逐漸取消戶籍制度的過程中，他們融進了城市化的大潮，也見證中國改革的大潮。他們慶幸今年春運還沒有漫天風雪，但更期待要消除制度上的風雪和他們心中的風雪。 就像美國作家史坦貝克所寫的《憤怒的葡萄》，寫出了年輕的美國的民工，在三十年代從貧窮的奧克拉荷馬州前往富裕的加州打工，為美國的經濟做出巨大的貢獻。美國的史家對這些民工都予以高度的評價，發現他們在低工資的剝削下，成為美國當年經濟的一大助力。 今天中國數以幾億計的民工，不僅還在忍受低工資，並且還沒有國民待遇，在子女的基礎教育和公共醫療上，都和城裏人不一樣，而只是二等公民。他們也沒有中國的史坦貝克來寫他們的故事，也沒有一位導演約翰．福特，將這故事拍成電影。但在今年的春運中，中國的民工第一次嚐到了不那麼苦澀的味道。 火車票實名制就是新的味道。它有效打擊黃牛黨，讓民工咀嚼飄遠了的機會平等。從二零零三年就由媒體提出的實名制，一直被鐵路部門所抗拒和拖延，但民意也一直鼓吹不斷，指出為何飛機票可以實名制，而火車票不可以？ 這其實就是一場政治改革，打破了那些做了不要說或說了不要做的潛規則，也打破了鐵道部門的利益結構。長期以來，黃牛票的來源都是來自鐵道部門「外神通內鬼」，也是路人皆知的醜聞，讓老百姓付出沉重的代價，如今第一次試點實施，成效良好，反映了社會的進步，也尋回了失去的社會公正。 因為黃牛票不僅是一種強加給消費者的稅，也展示公權力的腐敗。公務員長期的、大面積的腐敗，都可以用不同的藉口來持續下去，而只有鍥而不捨的民意壓力，才可以衝破一個缺口。 如果說實名制是公平分配的突破，那麼高鐵則使中國基建發展邁向了新的軌道。時速逾三百公里的高鐵，儘管現在只有廣州武漢、西安鄭州開通，但已可以看見它在疏散春運人流方面所發揮的強大作用。可以想像，在全國的「四縱四橫」的高鐵體系建成後，對中國每年一度的春運壓力，都可以大幅度化解。 這也是中國春運年輕候鳥的期許，讓年輕的、敢於衝破積習的政治改革和經濟建設，成為扭轉中國命運軌跡的突破口；也讓中國春運的候鳥，在萬水千山的飛翔中，看到天際的一道亮麗的彩虹。■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53 一年一度的春運，是這個星球上最為浩大的人口大遷徙，它所帶來的交通壓力更成為中國每一年都無法迴避的「陣痛」，在今年春節前夕，催生了期待已久的「火車票實名制」試點；長途高鐵武漢-廣州、鄭州-西安客運專線開通，開始發揮威力；中央一號文件揭示農民工出現結構性變化，新生代民工成為主體，這一切反映到春運大潮中，令春運出現新的趨勢。一月二十六日召開的全國春運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介紹，今年全國春運客運量將達到二十五點四一億人次，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七點七，這二十五億人次的人流，正在神州大地上進行新的旅程。 在「火車票實名制」試行前，黃牛票的泛濫致使春運在交通的難題上出現公正的缺位，讓這一「陣痛」更加刺痛大眾的心。現在試行「火車票實名制」，防止權力尋租、鐵路系統內部人士與票販子勾結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雖然無法全面解決問題，但顯然會緩解大眾的不滿，讓他們更能寬容地面對春運中所遭遇的困難。 在廣東花都打工的田孝文，是湖北石首人，要坐火車到湖南岳陽，然後轉車回家。今年他就體驗到了實名制的好處。二月六日下午五點左右才趕到廣州站，田孝文本來以為又要像往年一樣得等一兩天才能走，已經做好了長期堅守的準備。結果，拿著他的身份證去排隊的老鄉，半個小時不到就回來了，買到當天晚上六點零七分的票。田孝文非常開心，「看起來實名制還是管用」，擔心趕不上火車，一眾老鄉拉起行李跟記者告別一聲趕緊就跑。 其實，自春運成為令人矚目的話題以來，因為「黃牛票」泛濫，人們對於火車票交易的關注甚至超過了對於交通壓力本身的關注。從二零零三年開始，已經有人在媒體上呼籲實行「火車票實名制」，杜絕黃牛黨。但是並沒有得到鐵道部的回應。二零零六年，春運的問題越發嚴重，再次掀起「火車票實名制」的討論高峰，鐵路系統仍然以技術性的理由拒絕，實名制可能會導致「售票速度降低」，實名制可能會使「通行時間成倍延長」……直到今年，「實名制」才「千呼萬喚始出來」，廣州鐵路集團公司和成都鐵路局所管轄下的廣州站、長沙站、成都站等三十七個火車站試行火車票實名制。這一制度雖然還有很多瑕疵，特別是對於仍然持有第一代身份證的人來說，更有不便，但是從旅客和輿論的回應來看，顯然已開始提升了鐵路系統內購票過程中的公平公正性。 不過，試行實名制的舉措雖然能對鐵路系統內的權力尋租造成衝擊，讓旅客有機會受到更公正的待遇，但是卻不能從根本上緩解交通壓力。實名制並不是「萬能良藥」。真正緩解交通壓力，還需提升運力。 二月七日下午，在廣州南站，這一未來亞洲最大的火車站，匆匆趕來的王鵬很失望，他和兩個老鄉從佛山坐車過來，要回衡陽老家，本來以為高鐵的票會好買，沒想到來了之後才發現十三號之前的票竟然都賣完了。他說：「看樣子，這裏比普通車票更難買。」他的兩個老鄉都守在退票窗口，看有沒有人願意退票。等了半天，等到兩張退票，不過時間是不一樣的，「三個老鄉恐怕要分開回家了」。 武廣線高鐵在二零零九年年底才開通，雖然還沒有發揮出未來中國高鐵網絡所預期的威力，但是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廣州對外發送旅客的能力。春節前的十五天，據預測僅廣州南站就將發送六十三萬人次的旅客。在高鐵開通的第一個月裏，上座率平均只有百分之七十七，當時很多人還擔憂春運期間民工會因為相對來說比較貴的票價而拒絕乘坐。結果，出人意外，高鐵的車票竟然比普通火車票還熱門。就在王鵬買不到高鐵票的時候，廣州站傳來消息卻顯示，那邊還有第二天到衡陽的票。而在購買高鐵票的人群中，普通民工佔多大比例呢？二月六日《信息時報》引述廣鐵的說法，從廣州南站出發的高鐵旅客中，外來民工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也有人估計，外來民工所佔比例比百分之四十還要高。 在高鐵之外，航空的增長也同樣令人驚訝，據全國春運電話會議預測，今年春運民航客運量將達二千八百九十四萬，與去年相比增長百分之十二點五。與之相比，今年鐵路預計發送的旅客數量是二億一千萬人次，民航乘客已超過鐵路乘客的百分之十。顯然，從高鐵到民航，歸鄉的人不止開始追求能夠回到家，更多的人已經開始追求更舒服地回到家。 廣州高鐵站太偏遠 對於大多數依然選擇傳統的火車和火車旅客來說，他們也非常期待高鐵。陳江與老鄉要到武昌，然後轉車回四川達州的老家。二月六日晚上，他們一直會在琶洲會展中心度過，那裏是廣州火車站的另一個候車點，旅客可以直接辦理登車手續，然後通過地鐵送到廣州站內上車。陳江說自己幾年沒有回家了，這是第一次來琶洲，差點找不到地點。到武昌可以直接坐高鐵，他很想去坐一下，但是從廣州市區到位於番禺的廣州南站，「太遠了，還要幾十塊的車票」，覺得「有點貴」，所以就沒去。陳江表示以後有機會的話，還是很想坐一下。 雖然高鐵、民航等等新的運輸渠道正在大力開通，並且廣受歡迎，但是因為春運總人數還在上升，中國交通所面臨的「陣痛」依然看不到終點。從根源上來說，春運總人數的上升是因為農村還在加速轉移剩餘勞動力，並且這種轉移還將持續數年，按照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偉的估算，中國擁有十八億畝耕地，所需的合理勞動力應該只是一億八千萬，而據中國社科院《二零一零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最新公布的數據，中國當下的職業農民還有三億零六百五十四萬，所以，如果要讓農村勞動力接近合理狀態，至少還需轉移一億兩千萬農民。雖然如此，但是卻不能因為春運總人口還在大幅增長，就忽略了春運中出現的另外一種趨勢，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主動逃離春運，加入這一趨勢的人流同樣非常龐大。在二零一零年春運之際，這一趨勢已經很明顯了。就在輿論關注春運歸途中的旅客們的時候，另外一個詞語——恐歸族——同樣成為焦點話題。 在深圳工作的東明，家在河北省的秦皇島。春節將至，她想盡了辦法「晚歸早走」，盡量少在父母家待。年輕、漂亮、事業有成的東明，不願意按照老一輩的說法「衣錦還鄉」。她笑笑說，現在對春節的感覺就是一個字：「煩！」她細數理由：「第一，路途遙遠，車馬勞頓；第二，要見很多親戚，沒耐心；第三，要給大家準備各種禮物、壓歲錢，沒錢；第四，要被逼問什麼時候結婚生孩子……實在很崩潰！」尤其最後一點理由，簡直成了春節困擾許多城市大齡女青年的主要因素。在上海工作的陳青對回湖南老家也覺得非常恐懼，她甚至找了網友春節一起旅遊，對家裏謊稱公司組織活動，陳青今年二十七歲，「在老家，我這麼大年紀的女孩子還沒結婚，壓力簡直太大了，三姑六婆都要給你介紹對象……」 東明、陳青這樣的年輕人，在大城市裏並不少見，現在，他們統統被稱為「恐歸族」。「年」的意義究竟還有多大，她們也說不清楚。東明說，自從家裏老人過世，「家族架構立刻鬆散了，很多親戚都不走動了」，「 有老人的話，當然要跟老人一起了。我家裏親戚多，以前過年時簡直吵死了，現在不行，很多很近的血緣關係都不來往了，走在大街上，絕對是陌生人」。 其實，身處城市，老家在農村，在年關之際「恐歸」的，不止有東明、陳青這些小白領。來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同樣也「恐歸」。來自安徽無為縣的秦阿姨，在北京打工已經二十四年了。一九八六年出來打工，一九九一年回老家結婚生子，然後帶著老公、孩子一起到北京，除了一直住在這城市的地下室，以及孩子上學要交非本地人「借讀」的「贊助費」，她一直覺得，相比生長了十六年的老家，她其實更像是個北京人。二月六日清晨五點，她開始在北京站售票點排隊，到八點，她去上班，換朋友來排，上午十點多她買到了一張回家的硬座票，十九個小時，一百五十四元人民幣（約二十三美元）。「今年好買，我記得以前都是提前一天來排隊才能買到的」，秦阿姨說：「不過，我也好幾年沒回家了，今年是為了看孩子。」 「我都不太願意回家」，秦阿姨說：「家裏人，包括我先生，他們很多想法我都不喜歡。他們不識字，平時也沒什麼愛好，孩子我也不敢給爸媽帶，你知道農村人，很多習慣不好，想法也很偏激，重男輕女很厲害。」「家裏還有地，父母隨便種種，就當口糧，我離開家後就沒有再回去種過地了，又累，又不掙錢。」 秦阿姨剛來北京時做保姆，現在做鐘點工，勤快一點的話，一天能跑四五個家庭或者公司，三四千塊錢一個月的收入，讓她在這裏生活得很帶勁。她工作勤快，為人誠實，和許多家庭都有了工作外的聯繫，而他們大多是「台灣人、外國人，或者海淀區的教授」。秦阿姨說自己很幸運，喜歡和這些人聊天，他們也非常信任她。她講述自己的生活時條理清晰，說到老家的事情，會用「農村人的脾氣」來總結，管老公叫「先生」，說到北京，卻總愛用「城裏」這個詞。事實上，一個月四千的收入，在北京生活工作了二十四年的秦阿姨，早已是這城市的一分子了。 就在鐵道部宣布春運開始之際，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二零一零年的中央第一號文件，特別提到「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加快他們的「市民化」。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八零年以後出生的一代，他們已經佔到農民工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他們完全失去了對於鄉村生活的認同，更希望在城市落地生根。他們不再像父輩那樣，在城市裏吃盡苦頭只是為了掙錢之後返回農村改善生活，他們的生活就在城市，他們更願意嘗試新鮮與時髦的事物，所以喜歡高鐵，而不再願為了省幾十塊錢而去擠幾天幾夜的火車。隨著他們在農民工中所佔比例的上升，春運也會變得更加複雜。 一方面是城市打工者對於生活品質與程序的公正性更加看重；另一方面則是傳統文化在這個快速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時代迅速衰落，春運的新情況已無法忽視。所以，未來對於春運旅程的挑戰，不僅僅是推廣實名制能讓人更易買到票，而且還需考慮如何能讓回家的人在旅途中更舒適、受到更公正的對待；也需考慮如何能讓不回家的人，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擺脫不平等，真正擁有屬於「公民」的尊嚴。■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50 六十年代，我第一次讀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l'tranger"，中文翻譯的書名是《異鄉人》，但到了九十年代，重看這本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時，中文譯名已改為《局外人》。據法國的文學專家說，原來的「異鄉人」譯名並不準確，因為書中的男主角和卡繆一樣，都不是法國的異鄉人，他們是道地的法國人，但在那個社會中，卻被若隱若現地排斥，因此翻譯為「局外人」更為準確。 如果用這小說來看大馬的華人社會，也會有類似的觀察。這個六百多萬人的群體，在馬來半島上生於斯、長於斯；他們絕對不是這塊土地的異鄉人，但在公民的權利上卻是不折不扣的局外人。他們面對法律上的不平等的待遇，走進了喬治．奧威爾在《動物農莊》所說的「有些比另外的一些更平等」（Some are more equal than the others.)的荒謬世界。儘管他們都對這國家充滿了感情，也為這國家的獨立和現代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卻在遊戲規則上被邊緣化，無法發揮他們的潛力。 他們不少就流向全球，在異鄉中尋找更平等、更自由的天地，開發自己長期以來被壓抑的潛能，也找回那些被束縛的生命力。 微博客「噗浪」創辦人雲惟彬，從北美到台灣，在二十多歲的年齡，就已創業成功，但還是保持愛做夢的習慣，在夢境中尋回創意的衝動。 那一位在台灣拿到金曲獎的創作歌手戴佩妮，畢業於新山的寬柔中學和南方學院，奠下了很好的華文基礎，在台灣生活的歲月中，發現了自己不但可以唱歌，還可以作曲和作詞。最近舉辦了一場浪漫婚禮的歌后梁靜茹，也是來自大馬，成為寶島歌壇的傳奇。 香港著名大律師清洪、基金經理謝清海，都是來自大馬。而在台灣的文壇，馬華作家更是一支文化奇兵，從李永平到鍾怡雯、陳大為等，都讓讀者驚艷。 這都是「人離鄉貴」的典型例子。離開了故鄉，才找到了故鄉所沒有的機會，才發現了自己被剝奪的緣份。但他們忘不了故鄉的一切。即使去國多年，他們大部分還是保留馬來西亞的國籍。他們也許覺得自己是經濟與文化的候鳥，而不是政治的孤雁。他們飛向經濟上溫暖的天空，但總希望有一天能夠重返家園，擁抱平等的社會。 他們不是馮正虎、王丹或是貝嶺，他們沒有被拒絕回家，他們也大多沒有參與政治，而只認同自己是專業階層，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尋找生命戰場中的最佳戰略位置。 但這也為馬來西亞在全球儲存人才。楚材晉用，但當楚國幡然變革，就有很多的候鳥轉到回家的路上。他們在異鄉中綻放異彩，但更期望來自故鄉的呼喚，歸去來兮胡不歸！他們拒絕故鄉中的異鄉感覺，也要打破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隔閡。夢回蕉風椰雨，是他們停不了的夢境。■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48 從噗浪（Plurk）創辦人雲惟彬到創作女歌手戴佩妮，從為英國王室成員設計鞋子的周仰傑到率先研發隨身碟的潘健成，從香港繳稅最高的基金經理謝清海到國際名導演蔡明亮，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旅居海外的馬來西亞人。多年來，馬國背景的各領域精英遍布世界各地，他們為了追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更美好的將來，於是在海外打拚，背後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馬國政策的缺失，留不住人才，導致馬國獨立五十幾年來，已有逾百萬的人才流失。 蘇小湄是一名小學教師，年約三十歲的她最近冒起移民海外的念頭，且越來越強烈。她多次對朋友說：「我若有經濟能力，我一定會移民。」澳洲是她首選的移民國家。蘇小湄很羡慕她多名同學多年前到海外留學後就成為當地的移民，她們之中五人在澳洲，英國、香港及中國大陸各有一人。事實上蘇小湄不是唯一具有移民海外念頭的人，不少人與她一樣由於各種原因無法移民。與許多人一樣，蘇小湄欲移民的理由很簡單，因她對馬來西亞當前出現的情況很有意見，這種情況並未因零八年在野黨強大後有所改善，這讓她失落、失望、沮喪。 就如許多發展中國家那樣，每一年馬國許多專才因各種原因流向國外。從一九五七年獨立至今共有多少國民移民海外，政府從來沒有公布，不過外交部副部長柯希蘭日前在國會回答議員的詢問時露出端倪。他指出，從零八年三月至零九年八月短短十八個月內，就有逾三十萬名馬國人移居海外，不過，這個數目只是在海外工作及有向馬國駐當地大使館登記的馬國人。而在這兩年裏，也有五千八百國民放棄馬國國籍，成為外國公民。柯希蘭也透露，在零九年首九個月內，就有高達二十一萬人移居海外，這其中，約一半是專業人士。此外，另有五萬名馬國人在海外留學。 柯希蘭公布的資料讓馬國人對人口只有二千八百萬的馬國人才流失的速度與比率感到震驚。資深在野黨領袖林吉祥相信，馬國自五七年獨立至今，估計有一百萬人才流失。首相署部長納茲里在零七年對國會說，馬國建國五十年裏，估計一百萬至二百萬人才外流，他指這些人是「向錢看」而移民，一旦賺夠錢後，他們就會返國。執政黨國陣總協調蔡細歷則估計，目前在外國工作的馬國技術和專業人才達九十萬人；他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目，其主因在於一九七零年開始推行的扶持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和行政偏差。 學者普遍認為，外流人才華人為多。前人力資源部長馮鎮安日前透露，政府成功吸引回國的數百名人才，八成是華人。而從人口學的資料來看，華人移居海外的人數龐大，對目前只有六百多萬的華人人口而言也是很高的比例。華社研究中心主任文平強在《馬來西亞華人人口比例下降：事實與回應》的論文中指出，從五七年獨立至九一年，華人人口的自然增長是三百三十八萬人，不過在同時期華人的淨遷移率是一百一十萬人。他也指出，華人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移民情況嚴重，在那個年代，增長的華人人口就有一半（三十九萬人）離開馬國。他說，若華人沒有移民海外，華人人口應可保留在總人口的三分一。目前華人佔總人口約百分之二十五。 早期華人是從中國移民而來，不過在一九五七年馬國獨立後，政府關閉移民大門，中國人再也不能移民馬國，華人人口基本上是依賴自然增長。從獨立至今，華人移民大潮基本分三個時期，七十年代因種族衝突、政府推行扶持馬來人的新經濟政策，這導致許多不滿不公平政策者決定移民海外，其中許多人是為了孩子的教育。在當時，政府對國立大學的錄取採取配額制，五成五大學學額必須保留給土著，這使到許多華人子弟無法進入大學，而在外國，尤其是澳洲，永久居民的孩子可以享用免費教育，因而吸引許多家境不錯的家庭移民，確保孩子得以享有接受高深教育的機會。 八十年代馬國經歷嚴重的經濟蕭條，馬國的主要經濟命脈之一的錫礦場也因國際錫價暴跌而紛紛倒閉，許多華裔子弟冒險遠走他鄉，日台、英美及紐澳等先進經濟體成為華裔子弟淘金的天堂，在當地非法工作以賺錢養家。 九十年代馬國經濟起飛，政府也實行經濟與教育開放政策，在海外非法工作的華裔子弟紛紛回返；私立學院的設立也使華裔子弟擁有更多深造的機會，華人移民的情況明顯的緩和。許多在當時移民海外者是因在海外留學後留下工作。 掌握多語成為優勢 零一年至零九年馬國進入政治不穩定期，前首相馬哈迪零三年退位後，人們一度寄望接任者阿都拉能為馬國帶來希望，不過，缺乏魄力的阿都拉不僅不能為馬國經濟帶領另一次的起飛，他也因無法壓制執政黨巫統黨內右派勢力的抬頭而使種族主義言論大行其道，傷害許多人民的心。地球村的出現加上中國及越南等國家的崛起令許多外資把資金從馬國撤離，海外充滿就業機會，國界不再是人們遠行的障礙。 雪蘭莪及吉隆坡中華大會堂會長陳友信表示，馬國移民在近年來有增加的趨勢，這主要是國內的推力及國際的引力加大使然。他指出，由於國內政治不穩定、經濟發展緩慢，加上中國的崛起，許多跨國公司需要懂得英語及華語的人才派駐中國，這使到同時掌握多種語文的馬國華人成為跨國公司吸收的目標，促使許多華人流往海外。 也是私立英迪大學理事會主席的陳友信表示，在零八年三月大選在野黨打破執政黨壟斷地位後曾讓人們對這個國家充滿希望，許多有意移民的人也擱置移民計劃，可是經過一年的演變，人們對朝野政黨的表現感到失望，也對兩線制（兩黨制）的形成不抱樂觀，人們再次以雙腳表達不滿，離開這個國家。他認為人才流動在全球化時代是一種趨勢，沒有人可以阻擋。 執政黨國陣青年團幕僚長符策勤指出，人們移民很多時候是出於無奈；他說，過去兩年來馬國政治沒有太大改變、經濟沒有改善、外資萎縮一半，導致人們出走。他表示，政府必須有所行動，阻止人才的大量流失，否則國家將面對災難，變成一個落後的國家。他認為，政府應該整頓行政體系，推行公平及透明的政策。他也批評當前行政體系的不足是因幹訓局（灌輸公務員愛國思想的機構）長期灌輸種族思維所致，以致政府欲推行開放政策時面對諸多行政阻擾。 代表官方思維的外交部副部長柯希蘭認為，馬國人移民海外的原因主要是教育、就業及結婚。相對於新加坡、港台及歐美等國，馬國的勞力市場薪酬遠遠不如人。由於匯率的差異，馬國人在新加坡工作，其收入相等於在國內的二倍至五倍之間。不過，學者普遍認為，收入不是人們移民所考慮的一切，工作環境、前途、成就感也是移民們的考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林德宜表示，薪酬是馬國人移民的其中一個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孩子的教育及前景、國家社會與經濟政策及對行政體系，如警方及司法信心不足。成績卓越的陳彩玲在馬國從事研究工作十年後決定離開家鄉，到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因她認為，「在馬來西亞，我感到窒息」。她指出，現在的研究團隊，六成的成員是馬國人。 澳洲是移民首選地 根據柯希蘭向國會提供的資料，在零八年至零九年間，澳洲是馬國人移居的首選地，高達二十七萬人，而移居美國也有三萬一千人，台灣是馬國人移居第三多的地區，共有約一萬四千人。政府顯然沒有把在鄰國新加坡工作及定居的馬國人視為移民，若這個數目統計在內，其人數會更大。在野黨行動黨主席卡巴星數年前到新加坡接受治療時，前往新加坡醫院探訪他的行動黨顧問林吉祥發現，為他提供治療的醫生大部分是馬國人。檳城首席部長兼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則指出，他在零九年到新加坡招商時驚訝發現，在新加坡政府醫院工作的專科醫生，四成是馬國人。 另外，根據香港入境處數字，去年十二月，有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五名馬國人居住在香港。已在香港發展的馬國背景精英，包括企業家郭鶴年、「打工皇帝」惠理基金創辦人謝清海、前衛生福利局長楊永強、大律師清洪、演藝經紀人陳自強、舞蹈家王勞祿、男高音柯大衛、教授林幸謙、「反高鐵」等社運組織者之一科大助理教授陳允中等。 賴安洲是台灣成功大學畢業的馬國僑生，在成大考獲碩士學位後，於美國普渡大學攻讀電腦工程博士，學成後在英特爾工作了三年，零五年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零八年離開教職轉戰金融業，目前是萬福投資管理有限公司的市場推廣董事。他表示，本身比較鍾情於中華文化，加上中國的崛起，所以很早就有到中國人地方發展的念頭。 賴安洲也曾想過回馬發展，但他坦承「不欣賞大馬的不公平」，且沒有從事學術研究的空間，所以雖然父母在大馬，但他還是選擇到其他地方發展，「父母也不希望我浪費生命」，而選擇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離家較近」。 但值得一提的是，馬國外流人才絕大部分仍保留馬國國籍（只成為外國永久居民，不是公民），儘管他們當中有許多人配偶是外國籍，子女也在外國出生，但會盡量為其子女也保留馬國籍。這當中家庭因素很重要，因父母及兄弟姐妹等仍在馬國，所以他們認為「根」仍在馬國。 馬國人才外移原因，除了外國收入較高、留學生已習慣外國生活、配合外籍配偶之外，也和某些領域在馬國發揮空間較小有關，例如講求創作自由的電影，出生馬國的台灣導演蔡明亮，零七年第一次在馬國拍的電影《黑眼圈》，就因為被指呈現過多馬國的醜陋一面而被禁。另外，在中文文學及中文音樂領域，在馬國都被排除於主流之外，且市場不大，台灣於是成了馬國中文創作及音樂人才的發展重鎮。 行政偏差及不公平政策也許是過去人們移民的主要原因，而治安敗壞、希望享有更大的個人自由似乎成為當前人們流向國外的原因。在馬國大學馬來亞大學畢業的鍾慧娟表示，她在數年前在新加坡當文員時曾獲馬國教育部錄取為教師，可是其馬六甲家人要她留在新加坡工作，不要她回來，理由是馬國治安不好。現年二十八歲的鄭凱玲擁有人力資源碩士學位，她最近決定移民澳洲，理由非常簡單，因她認為澳洲的犯罪率較低，夜間行走不用擔心意外發生。政府明顯了解治安對國家經濟及社會產生的衝擊，警方最近也積極展開防範罪案行動，在市區裏的社區設立警亭、社區主要公路設立檢查站，以求在一年內把國內的犯罪率降低兩成。 馬來裔中產階級也移民 激進宗教思維的抬頭也讓人們對馬國社會是否會趨向保守感到憂慮。在為移民與否而掙扎的女工程師納達莎指出，她越來越感到行動不自由，她不能自由地與異性上街，因這將引起人們的負面看法。這種行動不自在感對曾在海外留學的馬來知識分子尤其強烈，並導致他們移民。海鷗集團董事經理陳凱希指出，目前不僅是華人移民，馬來人移民也有增加的趨勢。前人力資源部長馮鎮安就表示，過往移民海外的人才是華人，現在馬來人也越來越多。他指出，僅僅在英國就有約二千名馬來人才，他們大部分在資訊科技、金融及醫療領域。公司設在吉隆坡的移民顧問羅伯特透露，近年來前來該公司詢問移民澳洲情況的馬來中產階級明顯的增加。他說：「這都是受高等教育的馬來人，他們把馬國與外國對比，他們對馬國的行政體系感到沮喪。」擁有三十年處理移民申請經驗的羅伯特表示，馬來人移民海外在五年前是罕見的，不過現在是越來越多。他認為，馬來人移民除了是國內因素造成，也因全球化所帶來的國際人力市場大流動所致。他指出，現在的年輕人所追逐的是有更多機會的地方，他們不想在一個無望及停滯不前的社會呆一輩子。 在人才嚴重流失之際，馬國卻收容了逾百萬名低技能外勞。前任首相馬哈迪諷刺說，馬國喜歡把一些「無腦」的人引進來，卻把一些「有腦」的人送出去。政府非常清楚人才流失的嚴重性，二千年時任首相馬哈迪雄心勃勃訂下二零二零年打造馬國為先進國目標時，宣布一系列配套以求吸引在海外的馬國人才回流，政府希望該計劃能每年吸引五千名專才回返，以解決馬國人才不足的問題。不過，執政成員黨馬華公會署理總會長蔡細歷指該計劃徹底失敗；他指出，至二零零七年，申請返國服務的專才約千人，當局只批准約六百人的申請，而最後回返者只有約四百人。他認為此計劃失敗的原因在於行政體系繁文縟節及沒有就業保障。 事實上，許多「自我流放」在海外的馬國專才都有意返國服務，只是行政偏差、移民政策保守及官員僵硬的思維導致這些人返國無門。在海外居住、從事醫學研究工作近二十年的陳毅一直想回家，無奈他所從事的高端醫學研究在馬國還沒有這種需求，也沒有這種設備。為了回返家鄉陪伴年邁的媽媽，擁有博士學歷的他在二千年馬國推行招收海外專才回國計劃時，決定放棄在美國費城大學高薪研究員工作，降低自己的要求，申請到馬國國立大學偏遠的吉蘭丹分院當一名講師，可是當局卻以他持有的「印度大學文憑並不受政府承認」為由拒絕錄取，讓他感到不可思議及百般無奈。在申請失敗後，他轉向較靠近家鄉的新加坡國立大學申請研究員的工作，他的印度大學文憑並沒有成為任何障礙，他毫不考慮地舉家搬到新加坡工作與居住，使他有更多機會與居住在吉隆坡的年邁媽媽相聚。 陳毅只是馬國逾百萬移居海外的專才之一，他的情況也是許多馬國海外移民的遭遇，文憑不受承認、返國不受歡迎、回來後無法發揮，因此只好無奈的繼續離鄉背井，為其他國家作出貢獻。家，對他們來說是那麼近，可也是那麼遙遠；他們一心想為國家作出貢獻，可是國家似乎並不歡迎他們回來，結果得益的是那些對他們張開雙手、給予一切便利、懂得惜才的國家。 在全球化的年代，世界各地都在爭奪人才，但馬國在這場人才爭奪戰中，卻背道而馳，不僅無法吸引外國人才，連本國人才都無法留住，如何矯正這長期以來的不當政策，留住人才貢獻所長，考驗政府的智慧。■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44 東方紅，太陽升。這是六十年前新中國的自我期許，但在今日中國的一些大城市裏，東方黑，太陽也看不見，卻是常見的景象。昔日政治上的願景，如今成為環保的夢魘。 在中國經濟增長率飆升之際，中國的環境污染也上升到新的高峰。香港人所熟悉的廣州，近年也成為污染之都。從香港到了廣州，就會感覺到空氣的渾濁，往往飄蕩著異味。它是中國的底特律，吸引了不少的國際大汽車製造廠，但也使污染的空氣，成為廣州人必須呼吸的痛苦。 但中國越來越多老百姓不能呼吸那些赤裸裸的權貴經濟，恣意地製造污染。從番禺到佛山，從廣州到全國，很多垃圾焚燒廠都散發著致癌的二噁英，而這些近年從外國引進的垃圾焚燒廠，恰恰是外國都已逐漸淘汰的技術和設備，但卻禍延中國。 而垃圾焚燒的背後，是一條燒不掉的利益鏈條。它其實連接了不少官員、「有力人士」和財團，環環相扣，因此不管民眾的抗議聲音不斷，但污染的問題還是懸而未決。 追查根源，就不能不面對權貴資本主義的現實。儘管中國自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但誰都曉得它在生活的具體操作上，資本的意志往往凌駕環保的意志，也凌駕了社會公正的追求。環保的優先順序被放到很低的位置，因為它被官員視為不能提供GDP的空話，而且是GDP增長的障礙。 這就是中國當前GDP主義的盲點。地方官員的升遷「唯上」是從，以GDP「唯利」為重，而不是「唯下」或「唯實」。整個制度是官員不用對民眾負責，而只需要向上級負責，因而就無法落實胡錦濤所呼籲的「以民為本」和「科學發展觀」。一些官員如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所提出的「綠色GDP」概念，雖然廣受民間支持，但在官場中卻很快被邊緣化。 在九四年分稅制之後，地方亟需財政上自立，因此更有強烈利潤動機去開拓財源，而房地產和各種可以牟利的項目，都讓地方官員趨之若鶩。 事實上，中國的環保法律很多，但執行力很弱，在於沒有法治的機制，行政權獨大，形成權力的傲慢。 而這種權力傲慢最近還變本加厲。當年朱鎔基總理一再強調，要落實媒體監督的理想，但事與願違，近年反而是媒體不斷「被監督」。尤其近日互聯網整風，更產生寒蟬效應。民間在環保事件的抗議，都沒有在媒體上充分報道，有些還「被和諧」掉，民怨四起，反而造成不和諧的社會。 因而環保的危機也是媒體的危機，也當然是法治和政治改革的危機。這就需要在當下的環保風暴中，找到改革的重點，要讓環保的意志凌駕資本的意志，也要讓改革的意志凌駕權貴的意志。■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40 中國城市化發展也要面對堆積如山的垃圾，各地方政府近年開始加大引入西方已逐漸淘汰的焚燒垃圾發電的處理方式，但產生大量有毒氣體二噁英，影響居民生存環境，甚至增加了癌症發病率。簡單焚燒垃圾的方式造成的危害遭到質疑，背後的利益關係不斷被揭示出來，學術界形成「主燒派」和「反燒派」，爭議中揭開了垃圾燒不掉的真相。 北京奧北志願者研究小組提供的國外研究數據表明：美國的醫療垃圾焚燒廠數量已經從一九八八年的六千二百座，減少到二零零八年的五十七座，萎縮九成九﹔全世界擁有垃圾焚燒爐數量最多的日本，也從高峰期的六千餘座下降到一千二百八十座。歐盟不少國家甚至提出禁燒令，並提出在二零一零年實現不向環境中排放焚燒污染物。有學者指「美國和日本近十年都沒有增加一台焚燒爐，那麼他們繼續生產的焚燒爐去哪了呢？」他分析，最直接的一個巨大市場，就是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國無疑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市場。可以查證的是，極力主張學西方採取焚燒處理垃圾的學者所舉的數據，大多是零五年以前的。 受影響的民眾也加入反對的行列。去年末，廣州政府要在番禺居住區建垃圾焚燒廠，遭到民眾的抗議反對，雖然被稱為民生工程的番禺會江村垃圾焚燒項目宣布暫停。不過，會江周圍的居民為維護自身生存環境的行動卻沒有停止，他們繼續商議，準備聯名向三月參加北京「兩會」的代表呼籲，希望政府改變思維，取消鼓勵垃圾焚燒優惠政策，盡可能實現分類、無害化、垃圾資源循環處理，而不是簡單焚燒。近日，廣州白雲區李坑垃圾發電廠附近千多居民連續兩日靜坐，抗議該廠影響周邊居民健康，不顧居民反對又開工第二期。當局派出百多警員戒備。中國垃圾處理走上了相悖之路：處理城市垃圾反而更惡化了環境，本是民生工程的垃圾焚燒卻得不到民眾支持。 零九年，圍繞著垃圾焚燒，中國各地發生了不少起居民為生存環境而發動的抗爭活動。圍繞番禺會江村的垃圾焚燒項目，政府和居民間的博弈還沒有結束，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橋、南京天井窪、江蘇吳江，這一串地名維繫的垃圾焚燒爭議拉鋸戰還在進行中。三月，北京朝陽區上千民眾發起和平請願活動，反對在高安屯垃圾掩埋場再興建垃圾焚燒場；四月，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周邊敏感地區居民兵分二路從東西兩方向垃圾廠進軍，到達廠大門口後，懸掛標語、口號，進行和平請願活動，他們的口號是「團結起來，為生存環境不被惡化而抗爭！」；十月，反垃圾焚燒廠投產，江蘇吳江萬人街頭抗議。期間，漢口、海南、深圳等地，政府投資建垃圾焚燒處理廠，都遭到當地民眾的抵制和抗議。垃圾焚燒這一單純的環境問題，在中國，背後是一場利益的博弈和城市管治智慧的較量。 曾參與及見證利益集團在中國推動垃圾焚燒項目的一位番禺居民向亞洲週刊透露，十多年前，就有以海歸人士為核心的利益團體，包括學者、企業家、國外的設備供應商、投資者等組成，「由學者出面，以研討會的形式遊說高官及地方政府，採用國外進口設備，用BOT的經營形式建垃圾焚燒廠。」這位曾經的參與者如今居住番禺麗江花園，不幸成為番禺會江垃圾焚燒的直接受害者。他表示，當時參與遊說和研討的專家都明碼標價，收一萬五（約合兩千一百九十五美元）到二萬的出場費，以「正面敘述」支持垃圾焚燒。一般的程序是，先說服地方高官，然後撬動環保局長。 零九年十二月三日《南方週末》報道：反對建垃圾焚燒鑪的番禺居民發現，出席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媒體會的四位專家，其中的一位專家舒成光的身份後來被公開，他是美國卡萬塔(中國區)副總裁，這是一家全球最大的垃圾發電企業，兩年前開始積極進軍珠三角地區的垃圾發電市場。 公眾最為不滿的並不是專家們支持垃圾焚燒的意見，而是對這些支持意見背後的利益懸疑。這四位專家中還包括清華大學的聶永豐教授，他也同樣被民眾查根究底了一回。結果發現，二零零零年，聶永豐等人申報了一項名為「一種立轉爐式生活垃圾熱解氣化焚燒爐」的專利，這一消息被披露後，他被公眾指責為「鍋爐專家」、「利益相關者」。聶永豐澄清表示，以前發明的是氣化爐，主要用來處理醫療廢物，日垃圾處理能力只有百噸左右，根本不可能用在大中城市，最多以後可能在一些城鎮使用。 垃圾焚燒背後的利益鏈 不願透露姓名的這位番禺居民稱，垃圾焚燒項目背後還有著一條深深的利益鏈，項目進口的是二手設備，六成價格報價八成；歐盟規定，這些設備向中國出口可享低息甚至無息貸款，但中國是全額支付，利益集團一下子掌握了數億資金；要求政府給予垃圾焚燒項目的政策和資金補貼；組織專家出國考察，一個專家一萬歐元（約合一點四萬美元）的零用花費由設備供應商支付；只要和政府簽下垃圾焚燒對電價和垃圾補貼的合同書，一個垃圾焚燒項目就能拿幾千萬的中介費。誰理得清垃圾焚燒背後這麼多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該知情者表示：「一些垃圾焚燒項目簽定後，中間會有一家莫名其妙的公司，是利益相關的很重要的公司。」 在番禺項目上，政府角色與商業力量的界限同樣是模糊的。《東方早報》刊登陳言文章稱：番禺項目的投資方是廣州環投公司，由廣日集團和立信企業分別出資百分之五十一和四十九。從工商註冊資訊上，廣日集團是廣州市政府全資企業，已被授予廣州範圍內全部垃圾處理的壟斷專營權。至於立信企業，表面上為私營企業，但實際上可不簡單，涉足多個行業，包括通信、電力、互聯網、稅務、交通、物流、彩票、電子支付、呼叫中心、傳媒等，比如在稅務業務上，其提供兩套解決方案（產品）：電子納稅申報管理系統和實時稅控，這不是一個沒有背景的私企能承攬的業務。 文章指出，就廣州環投公司而言，這個只有五十多人的公司控制著十數個項目，投資總額過百億元人民幣。從資本回報率看，與財團中石油、中石化相比之下根本不算什麼。當然，廣州環投公司只是一個殼，是利益輸送的管道，真正的實體和玩家是廣日集團和立信企業，後者更值得關注。 近年中國垃圾焚燒項目大幹快上，原因之一自然是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中國每年產生的城市生活垃圾已經超過一億六千萬噸、工業固體垃圾高達八億噸、其中化學品危險廢物近一千萬噸的垃圾，對城市產生重壓。北京、上海等一批特大城市的城市垃圾的增長速度達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已經成為城市管理的巨大負擔。 傳統的垃圾堆填令全國城市被侵佔了五億多平方米土地，而有些就根本是隨意堆放。據北京市區航拍觀測，從三環路到四環路周圍分布的五十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四千七百多處，侵佔了土地，造成污染，也有觀瞻。據悉，中國三分之二以上城市已陷入「垃圾圍城」之境，全國城市歷年堆存垃圾高達六十六億噸左右。 一直以來，有一批學者和專業人士主張借鑑西方發達國家採以焚燒發電處理垃圾的方式，他們的主張影響決策部門。二零零零年以後，國家陸續發布了一系列鼓勵垃圾焚燒產業發展的政策。二零零零年二月，國家經貿委、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於公布〈當前國家鼓勵發展的環保產業設備(產品)目錄〉(第一批)的通知》，其中包含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成套設備；二零零六年批准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在「裝備製造業振興的重點」中，包含了環保及資源綜合利用裝備，其中包含固體廢物處理裝備。零七年，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其中明確指出︰鼓勵「在經濟發達、土地資源稀缺地區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大力研究開發和推廣利用先進的垃圾焚燒技術，提高國產化水準，有效降低成本，促進垃圾焚燒技術產業化發展」。零一年，中國垃圾焚燒處理項目僅三十六個，日處理能力約六千五百二十噸；零七年，垃圾焚燒處理項目總數已達六十六個，每天處理能力約為四點五萬噸。 最終形成中國垃圾焚燒處理戰略決策的是國家零七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十一五」規劃》，確定中國「十一五」期間將建設生活垃圾焚燒廠八十二座，新增處理能力六點七萬噸左右，投入資金近千億人民幣。同時，國家針對垃圾發電還採取多項優惠政策：保護補貼電價每度零點二五元；發電量全部收購；免除了增值稅的徵收，並在所得稅上享受減免政策；國家會以垃圾處理補貼方式向企業支付服務費，即所謂的垃圾處置費，每處理一噸政府約補貼一百人民幣以上。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持堅定的「反焚燒」觀點，他指出，「垃圾焚燒的反對聲音自零六年以來一直持續至今，之所以各地政府部門一直強力推進，除了利益因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政府決策與民意之間的差距」， 趙章元對亞洲週刊表示，最初國家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對垃圾焚燒的認識還不全面，還僅了解其宣傳層面的意義，於是「大力提倡垃圾焚燒」，但制定之後，人們才逐漸對其危害性加深認識。 反對聲音弱小 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清華大學第七屆固廢高級沙龍的主題就是「北京市垃圾處理問題的戰略思考和建議」，參加沙龍的與會專家提出，在面對垃圾圍困的情形下，應該由政府高位介入，寧可遷移居民，也要力挺引進垃圾焚燒技術。趙章元反對的聲音雖然弱小，但卻堅持，他認為：「目前，就世界範圍來看，對生活垃圾的處理方式主要也就兩種，一是填埋，一是焚燒，因此主燒派在推進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時，都會強調這一現實壓力，但在西方國家已經驗證了焚燒有污染之後，能否跳開這一發展階段呢？」他認為，垃圾焚燒產業在西方已是夕陽產業，「我們不能再接受對方轉移污染產業時的二次兜售」。「尤其是在目前中國環保管理能力還有較大欠缺基礎上，再不能走垃圾焚燒這條路了」，他認為垃圾分類、資源化才是未來解決垃圾難題的唯一可行之道。 「十一五」規劃中新建焚燒爐的投資必須在二零一零年底花掉，而且，國家政策的鼓勵也讓民營投資者看到了巨額的利益分成，政府的鼓勵政策和優惠措施都保證了投資者的收益。不僅是北京、廣州、南京、蘇州，在中國，幾乎每個省都在建設或準備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一次從未有過的共性投資、而且借以環保的名義，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疾風疾行，背後是巨大的利益驅動。趙章元批評說：「這些年焚燒項目遍地開花，一些地方官員被利益擊中了。」 據廣州媒體計算，番禺會江焚燒項目的利益是處理一噸垃圾政府會補貼一百四十元；每發一度電還拿補貼零點二五元。以廣州李坑垃圾焚燒廠為例，一噸垃圾可發電四百度以上，則處理一噸垃圾補貼為一百元。總計番禺項目處理一噸垃圾得到的補貼是二百四十元。一天處理二千噸，補貼獲利就是四十八萬元，一個月是一千四百四十萬元，一年就是一點七三個億。此外，垃圾發電項目還享受增值稅「即徵即退」的優惠，並能享受一定的所得稅減免，加上稅務優惠安排等，政府垃圾焚燒鼓勵政策給企業的補貼收入十分驚人。 為了利益集團的巨額利益，民眾的利益被犧牲了。網名「阿加西」的番禺居民告訴亞洲週刊，他查到，最早番禺的垃圾焚燒項目第一選址點不在會江，是在溪橋的石基臨邊村，當時全是農地、荒地，那裏有一個垃圾填埋場，最後被否定了，說選址離大學城太近。但這個點離大學城的直線距離五公里以上，而現在的選址距離小區二公里多。「實際上是因為，大學城完成後，周邊地還空著，將來要賣出去，建了垃圾焚燒廠後，地價賣不高了。實際上，政府在與民眾爭奪利益。」 廣州抗議成功 番禺區和廣州市政府在零六年決定在番禺大石建一個日處理二千噸垃圾的焚燒發電廠，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公眾並不知情，直到零九年九月底隨著媒體的報道而廣為人知，隨即引起極大爭議。 因為官方的選址周圍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區，僅僅諸如麗江花園、華南碧桂園、廣州奧園、南國奧園、祈福新村、星河灣等大型樓盤的居民就超過三十萬，再加上鐘村鎮與大石鎮及會江、上滘、廈滘等已經城鎮化的眾多村落，總人口在七十至百萬之間。從全世界的範圍看，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將垃圾焚燒項目建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建在工業區。這成為番禺項目爭議的一個主要焦點。 就在番禺居民在為自身的生存環境與政府博弈時，零九年十二月初，廣州李坑垃圾發電廠周邊的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太和鎮永興村的村民致函總理溫家寶，籲請國務院盡快調查環境污染致癌事件。村民表示，由廣州威立雅固廢能源技術有限公司興建的廣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從零五年五月投產以來，村裏的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癌症病患者持續增加。據村民統計，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有癌症病例九例，鼻咽癌和肺癌佔兩例。垃圾焚燒廠投產後至今，癌症病患突然高發，短短四年時間，就發現癌症患者六十二例，其中死亡四十二例。其中，四十五例是鼻咽癌和肺癌等呼吸系統的癌症。 居住在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居民長期聞到焚燒垃圾的惡臭和刺鼻的氣味，晚上睡覺不敢打開窗戶，陽台也經常鋪滿黑灰，井水也已不能再用來飲用。村委會范姓幹部告訴亞洲週刊，農村習慣有病不同人講，怕被人歧視，「癌病患的數字遠高於目前公開的這些。」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雖然有綠油油的菜地，但當地村民都不吃自己種的菜，低價賣給菜農拉到廣州去賣。面對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村民曾向政府提出抗議，都被政府派出公安和武警鎮壓下去，幾十個村民被抓。儘管當局承諾，沒有村民同意第二期不開工，但零九年九月，在武警護衛下，新廠還是開工了。 早上五點至八點，晚上七點至十二點是焚燒高峰期，李坑村居民告訴亞洲週刊，每天約五百車垃圾進去，燒剩約四十車垃圾灰出來，過濾後製磚。現場所見，經焚燒的垃圾很多尚未完全變成灰燼，連塑料都沒完全溶化。 據悉，中國有些焚燒單位從利益考慮，用煤代替添加劑，燃燒溫度不夠，以至垃圾不能充分燃燒。 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工程系蔡宏教授表示，垃圾處理是科學的系統工程，並不是說垃圾焚燒一定不行，需要因地制宜作出選擇。但「焚燒效率必須提高，百分百的可燃物體會變為二氧化碳和蒸氣，一般不會達到百分之百，有些揮發性的有機物，部分是巨毒的。所以我們常質疑，空氣中有股難聞的味道，周圍的癌症發病率特高就是這種東西禍害。需要提高燃燒效率來減緩」。 分類是垃圾焚燒前提 垃圾在焚燒過程中會釋放出七十五種有毒物質，其中最毒的二噁英能進入食物鏈、甚至進入母乳，引發癌症。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燒污染事件，讓各國都加強了對垃圾焚燒廠的管理和監控，並將垃圾的源頭減量和分類回收作為焚燒處理的前提條件。 蔡宏教授指出，不要急急忙忙趕時間上項目，即使需要建垃圾焚燒項目，也要認真評估，「能回收的，盡量回收，能填埋的盡量填埋，在戰略上按科學程序一步步考慮，作出恰當的選擇和處理。中國垃圾處理需要作出綜合科學考慮。」■ http://www.iasiaweekly.com/archives/17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