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是最大的小偷。這是導演羅啟銳在香港電影《歲月神偷》中的信息，展示在幻變的生命中，時間就偷走了我們一些曾經珍惜的人與事，也偷走了「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情懷和多少無形的價值。
直到有一天，也許就在一個下雨的午後，在一個寒冷的春節假期中，才赫然發現，這個可怕的小偷的身影，刁鑽地，鑽到被遺忘的歷史煙雲中。
而歲月神探的任務，就是在這些歷史的煙雲中不斷搜索，要尋找破案的關鍵。為什麼在艱苦的六十年代，反而擁有不少今天已經失去的快樂？為什麼在貧窮的社會，卻享受一些今天難以想像的豐盛的心靈？儘管歲月神偷滑溜溜的抓不住，但凡是經過的都留下痕跡。歲月神探也許是靠運氣，也許是靠人脈，但更多是靠智慧，才可以找到那些被偷走的。
這是香港電影的突破，也是香港電影的回歸。《歲月神偷》是一部以導演羅啟銳自身經歷為藍本、圍繞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為主軸的電影，它將街坊人情的家庭倫理故事帶到柏林影展，並獲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為香港尋回被遺忘的價值，展現社會及政治史切片，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並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
《歲月神偷》是香港電影中被遺忘已久的題材。這些年來，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歷史大片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港產片市場，投資者或部分電影人總以為，觀眾生存的現實世界已經足夠磨難艱困，進入電影院就應該抽離，到一個和生活本身毫不相關的場景和脈絡，滿足三D視覺也好、狂笑一場也好，就算是驚嚇兩個小時，起碼是購買了兩個小時的發洩和超脫。當然，這些電影自有其藝術和創作的價值，其票房也頻頻報捷，然而，當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都只提供兩個小時的娛樂，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不禁要問：觀眾記憶了多少、回味了什麼，電影裏的甜酸苦辣又和觀眾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正是《歲月神偷》為香港電影尋回的價值。
中國春運的天空，正迎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候鳥。目前「八十後」的新一代民工，佔了全國民工的六成以上。他們是今天的春運大軍，但卻爭取在未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迎接春運。
他們心中的春運不再是煎熬，不再是站幾十個小時、要穿上紙尿褲的火車旅程，而是要有尊嚴的回鄉之旅。他們不願意再重複上一代的足跡。在中國逐漸取消戶籍制度的過程中，他們融進了城市化的大潮，也見證中國改革的大潮。他們慶幸今年春運還沒有漫天風雪，但更期待要消除制度上的風雪和他們心中的風雪。 繼續閱讀《邱立本：年輕候鳥與春運天空》
一年一度的春運，是這個星球上最為浩大的人口大遷徙，它所帶來的交通壓力更成為中國每一年都無法迴避的「陣痛」，在今年春節前夕，催生了期待已久的「火車票實名制」試點；長途高鐵武漢-廣州、鄭州-西安客運專線開通，開始發揮威力；中央一號文件揭示農民工出現結構性變化，新生代民工成為主體，這一切反映到春運大潮中，令春運出現新的趨勢。一月二十六日召開的全國春運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介紹，今年全國春運客運量將達到二十五點四一億人次，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七點七，這二十五億人次的人流，正在神州大地上進行新的旅程。
六十年代，我第一次讀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l’tranger”，中文翻譯的書名是《異鄉人》，但到了九十年代，重看這本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時，中文譯名已改為《局外人》。據法國的文學專家說，原來的「異鄉人」譯名並不準確，因為書中的男主角和卡繆一樣，都不是法國的異鄉人，他們是道地的法國人，但在那個社會中，卻被若隱若現地排斥，因此翻譯為「局外人」更為準確。
從噗浪（Plurk）創辦人雲惟彬到創作女歌手戴佩妮，從為英國王室成員設計鞋子的周仰傑到率先研發隨身碟的潘健成，從香港繳稅最高的基金經理謝清海到國際名導演蔡明亮，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旅居海外的馬來西亞人。多年來，馬國背景的各領域精英遍布世界各地，他們為了追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更美好的將來，於是在海外打拚，背後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馬國政策的缺失，留不住人才，導致馬國獨立五十幾年來，已有逾百萬的人才流失。
蘇小湄是一名小學教師，年約三十歲的她最近冒起移民海外的念頭，且越來越強烈。她多次對朋友說：「我若有經濟能力，我一定會移民。」澳洲是她首選的移民國家。蘇小湄很羡慕她多名同學多年前到海外留學後就成為當地的移民，她們之中五人在澳洲，英國、香港及中國大陸各有一人。事實上蘇小湄不是唯一具有移民海外念頭的人，不少人與她一樣由於各種原因無法移民。與許多人一樣，蘇小湄欲移民的理由很簡單，因她對馬來西亞當前出現的情況很有意見，這種情況並未因零八年在野黨強大後有所改善，這讓她失落、失望、沮喪。
最新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