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哪裏有壓迫，哪裏就有孫悟空；哪裏有手機，哪裏就有微博客，可以讓真相迅速傳播。
中國的孫悟空社會又再顯神通。那些拿著手機、在湖北石首和軍警對峙的幾萬名老百姓，其實就是一個又一個的孫悟空，他們的武器就是手機，現場拍下的映像和記錄的最新發展，就像裝了千里眼和順風耳，立刻讓全國人民看到。這也像孫行者拔下了一根根的猴毛，可以幻化成無數的猴子，可以大鬧權力的天宮，也偷走了信息的黑盒子，暴露在陽光之下，讓很多的秘密不再是秘密。
在 2009年06月 的文章
伊朗大選舞弊事件引爆的街頭示威如火如荼，中國湖北石首、巴東和江西南康等地的街頭示威、網絡抗議也此起彼伏，而且都是利用手機發布文字、圖片和視頻，通過twitter、飯否、滔滔等微博客（microblog）以及QQ群、facebook等網絡平台，迅速在互聯網與手機上傳播，手機網絡直播在伊朗和中國都掀起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與現實發展緊密互動，改變了歷史進程。
就在伊朗因大選舞弊爆發的「twitter革命」如火如荼的時候，在相距甚遠的中國，各種街頭示威、網絡抗議也此起彼伏，從網裏到網外，上演著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而巧合的是，從伊朗到中國的沸騰，都受一種手機「網播」（網絡直播，web live）的革命性效應影響。現場參與者利用手機發布文字、圖片和視頻到微博客，如twitter(twitter.com)、飯否(fanfou.com)、滔滔(taotao.com)等，然後通過微博客的讀者，迅速在互聯網與手機上展開連環轉發，一個人的手機信息，可以在瞬間為數以百萬計的群體所閱讀，也掀起強大的社會動員力量。
漢字在電腦時代中更能驚天地泣鬼神，讓百年前的亞細亞孤兒，成為今日全球化的寵兒。
漢字曾經是亞細亞的孤兒。在過去百年間，從中國到日本到韓國到越南，都有一些改革派求成心切，把自己國家命途乖舛怪罪於方塊字。他們覺得只有學習西方，改用拼音文字，才能消除文盲，才能進入現代化的行列，認為難寫難認的漢字，只是國家現代化的絆腳石，必須一腳踢開。
因而越南和韓國就揮別了漢字，改以拼音文字，日本則是漢字和拼音的平假名合一。而在中國，漢字就是一個「被鞭打的孩子」，有些人將中華民族的一切災難都歸咎於漢字。毛澤東一度要強行通過中文拉丁化，要用拼音來代替漢字。而在台灣的六七十年代，當電腦的發展開始冒出苗頭的時候，就有一些「歸國學人」指出，只有使用英文才可以在電腦時代生存，預言中文將會成為活化石，面對在電腦世界裏被淘汰的命運。
日本推廣簡化漢字，也包容繁體漢字，文字改革成績斐然，「漢字熱」近年更大為升溫，成功經驗已成為兩岸文字改革的參照系，而兩岸的繁簡之爭仍走不出意識形態怪圈。周恩來五十年代初主導簡化字運動時，不顧冷戰格局，大膽汲取日本文字改革成果；蔣介石曾二次大力推動漢字簡化運動。為何兩岸今天仍不能實 現繁簡共存及互補，即大陸推廣「識繁書簡」，而台灣實現「識簡書繁」？
全球化一日千里，電腦日新月異，也煥發了五千年歷史漢字的最新生命力。最近，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提出對漢字要「識正書簡」，引發「繁（正）簡相」的風波；北京年初推出大型系列電視片《漢字五千年》受到歡迎的同時，民間與學界也就恢復繁體字的呼籲而引發激烈的繁簡之爭。所有這一切，都顯示漢字正面臨重大改革的「拐點」。
而值得兩岸和全球華人注意的是，日本文字改革成績斐然，近年「漢字熱」拜科技進步所賜而大為升溫，電腦﹑手機等成為普及漢字最有力的推手。這與日本一貫積極提倡鼓勵使用「常用漢字」的文化基礎有關，即使用簡化漢字的同時，也包容繁體漢字。日本文字改革成功是一面鏡子，映照了中國漢字改革路上的繁簡之爭。
「台馬族」是台灣與大馬永恒的靈感，豐富了兩地的軟實力，也煥發文化中華最新的生命力。
邊緣比核心更核心。在文化的邊緣，往往比中心地帶更有焦慮感，憂慮文化認同在弱勢的位置中被迫流失。
馬來西亞華人其實是中華文化的一支奇兵。他們在蕉風椰雨中，遠離神州中原，但卻有一股比中原更中原的中華文化情懷，更有花果飄零的感覺。恰恰是在弱勢群體的焦慮中，他們發現中華文化是一個突破孤島心態的橋樑，不僅可以通往五千年的歷史，更可以通往未來的希望。
馬來西亞華人近年揚威台灣，在不同領域脫穎而出，蔚為文化與社會現象。最近震動台灣歌壇的選秀歌手符瓊音是逢甲大學中文系的大馬學生，她以天籟的歌聲贏得選秀大賽，推出首張專輯，成為人氣歌手。另一位高科技奇才潘健成，率先研發出USB隨身碟（香港稱手指，大陸稱U盤），全球市場佔有率超過三成，是世界第一。他們是大馬和台灣的驕傲，也成為台灣軟實力的一環。
最近在台灣樂壇，有一名新人備受矚目，她在第二屆《超級偶像》比賽中，以如天籟般的歌聲，勇奪第二名，被稱為歌壇的「粉紅坦克」，並於最近推出首張專輯《粉紅點唱機》。她其實是在台灣逢甲大學中文系就讀的馬來西亞華人，是數十年來大批「台灣圓夢」的大馬華人之一。
從五四到六四，中國用了七十年的時間，仍無法度過躁動的青春期，需要深刻的反思。
盧麒元﹕華財集團（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又名盧欣。祖籍四川，生於山西，就讀於東北，工作於北京，現居香港。
二十年前，一系列的制度變革以極快的速度推進著。一群年輕人在紅牆裏面拼命工作，如饑似渴地學習，大部分星期天在圖書館度過，無數夜晚留宿簡陋的辦公室，幾乎閱讀了所有能找到的西方理論書……他們全部是優秀的大學生，而且多數在校入黨，有著良好操守和嚴格的自律精神。他們是一群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如果歷史開恩，假以時日，他們應該可以理性地推進中國的改革進程，中國應該可以從經濟改革順利轉入政治改革。那樣，中國今天應該是另外一番光景。
港人原本具自卑感和罪惡感，卻因有了六四，確立了自己面對大陸的道德主體地位。
我接下來要發表的有關「六四」的言論可能會引起某些人反感，甚至憤怒，所以讓我先在這裏表態：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贊成盡快平反「六四」。對中國政府來說，平反「六四」不僅是應該做的事情(the right thing to do)，也是明智、合乎其自身利益的事情 (the sane thing to do)。那些嘗試為血洗天安門廣場找藉口的辯護士(apologists)，以及企圖從中國近二十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去反證(vindicate)中國政府的鎮壓決定正確的所謂務實派(pragmatists)，不論在道德上與邏輯上都站不住腳。
京港街頭不再互動，但京港民間心靈卻更深層互動，讓港人命運又再和中國命運緊密相連。
六四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一九八九年的春夏之交，香港街頭和北京街頭的互動，首次如此的密切。那些彷徨與吶喊，那些激情與悲情，都使這兩個城市交織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黃雀行動前線總指揮六哥（陳達鉦）向亞洲週刊首度完整曝光「黃雀行動」工作日記，整個行動救出了包括趙紫陽兒子趙二軍在內的一百三十三名學運領袖、民運分子和學者、作家，期間，黃雀行動有四名成員在公海快艇追逐中喪生；在拯救學者陳子明和王軍濤時，行動失敗，兩名夥計中伏被公安抓獲判刑，為此他前往公安部與一局局長譚松裘談判，發現「愛國」是雙方的共同語言，終獲釋放。
當年「六四」事件中，被稱為「黃雀行動」的在中國大陸與香港之間，拯救、運送被追捕民運人士的秘密行動，二十年來始終披著神秘面紗。近來，這一面紗雖微微掀起，但深不可測的面目依然沒有顯露。「六四」二十週年紀念日的前三天，一部「黃雀行動」工作日記首度完整曝光，揭開了廬山真面目的清晰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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