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公共醫療是一個險惡的叢林，裏面充滿權力的弱肉強食。誰擁有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誰就可以擁有最好的醫療服務。相反的，那些底層的民工和農民，往往要面對小病頂住，大病等死的宿命。甚至是一些中產階級，也要面對在重病時到處找關係送紅包找最好醫生開刀的折騰。從馬克思到毛澤東所主張的社會主義人道精神，都在今天的中國大陸缺位，成為對中共建國六十週年的巨大諷刺。
尤其和香港與台灣的公共醫療服務比較起來，更是強烈的對比。很多從大陸到香港的民眾會赫然發現，原來急病或車禍被送到公立醫院，不會因為你沒有錢而見死不救，而是會在世界第一流的醫療設施中，接受詳盡的治療。在急診室無論做多複雜的手術，進去也是只收一百元港幣（約十三塊美金），更不要說在設備最好的公立醫院生小孩，還不用一千港元。在台灣，實施十四年的健保制度，價廉物美，被美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教授所讚美。
誰為中國十三億人看病，牽動體制大變革。如何看病不再難，避免見死不救，避免人民因為無錢醫治而失救，以挽回流失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人道精神，牽涉到如何為中國醫療制度把脈看病。中國人要破除沒錢治病就要等死的魔咒，別讓公共醫療成為老百姓心中最痛，不再遠遠落後於台灣和香港。新一輪醫療改革即將全面啟動，提供優質價廉的醫療服務。大變革的成敗，是對中國的嚴峻挑戰。
春天來了，金融危機的寒風依然肆虐。北京中南海一再向世界宣告：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三十年改革，中國積累的問題與財富一樣多。載有十三億乘客的巨輪，要在醫療改革的驚風駭浪中前進。
在中國，誰為十三億人看病，如何看病不再難，看病不再貴，如何避免見死不救，如何避免人民因為無錢醫治而失救，如何挽回社會主義的人道精神，如何讓中國大陸的公共醫療不要成為老百姓心中的最痛，不再遠遠落後於台灣和香港。這是人人最為關注的議題，涉及千家萬戶幸福安康。盼望了多年也折騰了多年的新一輪醫療改革，將於近期全面啟動。
中國年輕的小資，用帶著祖師奶奶張愛玲氣味的文字，在網上寫下他們對時代的感懷和反叛。
沒有人會想到，一九九五年去世的張愛玲，和今天中國的「八十後」，甚至是「九十後」的新一代，竟有一種秘密的情緣。
如果張愛玲活到今天，她已經快九十歲。但這位被戲稱為文壇「祖師奶奶」的作家，卻成為二三十歲年輕「小資」的偶像。他們走進了四十年代的時代氛圍中，親近祖輩的歷史身影，對於白流蘇和范柳原所經歷的場景和風尚，有一種莫名的嚮往。他們不是懷舊，而是在這樣的文學世界中，填補了歷史的斷層。
張愛玲自傳小說《小團圓》轟動全球華人社會，自剖與汪政權高官胡蘭成的恩怨情仇，引發「新張愛玲現象」，讓文學張愛玲和歷史張愛玲首次緊密交纏，開拓了張學新疆界，被譽為中國的《追憶似水年華》；也意外地和新一波「胡蘭成熱」與翻案同時出現，互為對照。
二零零九年春天，十六萬字的《小團圓》在台灣、香港揭開面紗。這部完成於一九七六年，寫作十個月，卻從此塵封三十三年的長篇小說，一經面世，便因為它極濃厚的自傳色彩，轟動全球華人社會，也登上暢銷書的榜首。
不同於以往小說裏，遠遠地寫人家的故事，這一次，張愛玲把練得純熟的嘲諷的利刃對準了自己。《小團圓》所揭示的內容，讓曾經自認為熟悉張愛玲的人都目瞪口呆。這不是一次粉墨登場的亮相，反倒像一個女人站在舞台上的卸妝。但她的坦率自白，揭露了她和當年汪精衛政府的高官胡蘭成的恩怨情仇，歷經滄桑，還是又愛又恨。
香港人揮別過客心態，尋回失去的歷史感，也使明日的中國歷史，展現香港的文化動力。
香港本來是歷史的產物。沒有鴉片戰爭，就沒有後來香港的發展。但諷刺地，歷史卻使香港人失去了歷史感。因為殖民歷史會使得殖民統治者覺得尷尬。整個城市的氣氛，就是揮別歷史，也揮別了歷史感，也因此壓縮了這城市的人文空間。
成龍、李小龍、鄧麗君、錢穆，在香港留下多少歷史痕跡、生活片段，這些都是香港瑰寶。但在殖民統治下，香港人失去歷史感、主體性。回歸後，當局仍沒有大方向的文化政策及訂定博物館法，社會也缺乏保護珍貴歷史的素養。結果成龍的收藏及拍戲道具分給新加坡及上海，李小龍故居博物館磋跎近三十六年仍待臨門一腳，鄧麗君故居景物全非，新儒家的發祥地新亞書院舊址也變成房地產的發展項目。
在香港生於斯、長於斯的國際巨星成龍一腔香港情，要把個人演藝生涯中的部分道具，以及私人收藏的七座價值逾億人民幣（約合一千五百萬美元）的徽派木雕樓送給香港特區政府，卻為此奔波十載無果，沒有找到一個主管單位去決策，也沒有一個部門協助跟進，窺探捐贈無門的背後，不禁問香港到底怎麼了？相對於特區政府的漠視，新加坡和上海卻珍之重之，澳洲、美國及日本等國家也向成龍招手，最後，上海及新加坡先拔頭籌，兩地政府均邀成龍前往興建收藏館。
對中華民族來說，和解與和諧是連環套，一環扣一環，也緊密連接兩岸老百姓的心靈深處。
和諧的列車，必須走在和解的軌道上，才可以開往中國現代化的驛站。只有在和解的基礎上，才會出現真正的和諧局面，才能開拓人人心情暢順的天地。
和解是和諧社會的基礎，早在三十一年前就埋下伏筆。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就對文革作出反思，揮別了階級鬥爭，為和解的政治理念與實踐作出了重要的鋪墊，開始了中國內部的和解旅程。那些動輒用想像與口號來尋找敵人的政治，變成了過街老鼠；那些自欺欺人的革命教條，也要面對生活實踐的檢驗。昔日鎮壓「地富反壞右」的思維和手段，都在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的過程中，為全民所痛恨，也逐漸建立了社會的共識，不能再搞這一套，不能再以「階級專政」的名義，恣意踐踏人民的權利。
「六四事件」親歷者和研究者戴晴呼籲：平反是統治者對被統治者的行為；應借鑑南非模式，對「六四」評價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正義認定，然後實現社會和解。她的呼籲激起海內外巨大的迴響。澳洲的中國和解智庫海外召集人丘岳首呼籲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解決六四問題的第三條道路浮出水面：體制內的開明派、改革派與社會上的理性人群推動和解，化解仇恨。
還有三個月，就是震驚中外的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二十週年紀念日。在這一天，炎黃子孫心情複雜，在追悼事件死難者的同時，都希望中華民族能走出這段歷史傷痛。人們開始議論紛紛，有要求徹底平反，有堅持當年開槍實出無奈，認為穩定壓倒一切，不願再提。不過，另一種聲音開始浮現。身在北京的當年「六四事件」親歷者和研究者戴晴，透過亞洲週刊呼籲：借鑑南非模式，對「六四」評價完全對立的雙方，實行真相調查、正義認定，然後實現社會和解。
熟讀亞里士多德和濟慈的切．格瓦拉，不會反對互聯網和手機，不會讓同胞看不到維基百科。
古巴和中國有一種特別的情緣，一度分享浪漫的革命情懷。古巴的革命之父切．格瓦拉其實對毛澤東的思想很有認同感，反對官僚，重視草根的力量。一九五九年古巴革命成功之後，他並沒有耽於享受榮華富貴，而是以整個拉丁美洲的命運為念。一九六六年，當中國爆發文化大革命之際，他告別了哈瓦那舒服的部長級的職位，踏上自己的拉丁美洲革命之旅，餐風飲露，轉戰不同的叢林，一九六七年，他在玻利維亞被俘處決，得年三十九歲。
古巴和中國都自稱社會主義國家，但古巴的鏡子，卻映照出彼此不一樣的美麗與哀愁。古巴投下巨大預算，確保社會均等、讓人民在教育權及醫療權上獲得充分保障，人民享受著近乎是免費的權利，但在網絡通訊及消費生活上，卻非常匱乏。反觀中國，一般人民的消費生活充裕，但基礎教育崩壞和醫療市場化，衍生出巨大的社會問題。
編者按：獨立記者張翠容前往拉美包括古巴、委內瑞拉、玻利維亞等國家進行採訪。今年一月，古巴慶祝革命五十週年，張翠容深入報道古巴的另類改革模式。之前，張翠容曾經親赴東南亞及中東地區，在戰火中剖解真相，她的作品包括《行過烽火大地》、《大地旅人》及《中東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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