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春運與政治軌道阻塞，但互聯網的輿論監督，成為一列從網上開往政治春天的快車。
春運是中國的一條盲腸，每年都會發作一次，讓中國的肚子疼。在全國人民喜迎春節之際，二十幾億人次的流動，卻暴露了中國脆弱的基礎建設和管理能力。那些擠滿在各大城市火車站的人潮，那些排隊排了幾天幾夜的旅客，那些突然死在北京車站的民工，都愁腸百結地纏住中國的神經。為什麼春運那麼困難？為什麼春節回家那麼不容易？
如果奧運可以，為何春運不可以？中國可以集中全國的力量來辦好了一場奧運，但卻三十年不能解決積重難返的春運？關鍵是那一張薄薄的車票，承載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沉重，也承載了中國體制的「老大難」痛苦。
二十三億人次的春運，夾雜著千萬失業民工，以及中國可能高達百分之十的失業率。今年春節無風雪，但帶著鍋碗瓢盆，擠上硬座車廂，離開了城市、失去了工作的農民工，心中的風雪折射出國家經濟轉型的要害問題。下一站在哪裏？下一份工作是什麼？這一個暖冬，開往家鄉的列車，卻顯得比哪一年都更寒冷。他們的問號，也是整個中國二零零九年的最大問號。
夜裏九點半，廣州火車站西廣場的二十四小時露天候車區。曹飛坐在鋪了報紙的地上，拉扯著發皺的深藍色西褲褲腳。他的黑色西裝很嶄新，西裝胸前的口袋裏，甚至搭配了條白色手絹。若不是身邊堆滿的行李，面目清秀的小伙子，就像是剛從寫字樓裏走出來的大學生。「頭髮剛剛理過」，他說，「就在宿舍樓下，五塊錢。」
春節將至，二十歲的他正在這裏等車——準確地說，是等票。
亞洲週刊二零零八年全球十大華文小說揭曉，儘管十本小說都緣於不同的文學旅程，但都恰好被名列榜首的《大河盡頭》書名所概括——這是一條風光旎的文學大河，源頭首先出現於大馬東部的婆羅洲，然後流向台灣的都巿、香港，再移至中國大陸的京滬、西北、西南、東北及華北平原，最後再奔赴北美華人社會。而這條文學大河的「盡頭」和「源頭」則是中華民族追尋現代化智慧和自由的決心。
全球華人作家二零零八年文學旅行的背囊也許裝著沉重的歷史，但都也頑強地尋找生命意義，並在人生的驛站裏，發現人類多元精神世界的豐富；在人性及感情的皺褶中，見證中華民族的勇敢奮進、驕人成績及血淚挫折。
沿著文學大河順流而上，人們可見識東馬砂勞越華裔少年的勇敢探險、中國留學生在北美的顛沛流離，也能看到改革風雲人物的崛起和飄逝、駐京辦主任的左右逢源、取巧博弈……至於台灣作家駱以軍的長篇《西夏旅館》，在想像與現實之間穿梭，雄奇魔幻。
十大小說中，哈金的《自由生活》與裘小龍的《紅塵歲月》本來用英文寫成，但他們都參與中文譯本的過程，跨越了兩種文字，也贏得兩個世界的掌聲。
全球華人二零零八年「十大小說」是：（一）、《大河盡頭》（李永平、馬來西亞）；（二）、《自由生活》（哈金、美國）；（三）、《西夏旅館》（駱以軍、台灣）；（四）、《農民帝國》（蔣子龍、大陸）；（五）、《巫言》（朱天文、台灣）；（六）、《駐京辦主任》（王曉方、大陸）；（七）、《紅塵歲月》（裘小龍、美國）；（八）、《小姨多鶴》（嚴歌苓、美國）；（九）、《風雅頌》（閻連科、大陸）；（十）《風箏家族》（韓麗珠、香港）。
她們是被風雨吹襲的玫瑰花。近年來自中國大陸的二十六萬「大陸新娘」，在台灣被剝奪了公民的權利，甚至比不上來自東南亞或任何其他國家的移民。因為這些玫瑰花來自神州大地，也來自中國內戰歷史的殘存記憶，也來自兩岸關係的夾縫中。
這二十年來，多少大陸的女性被困在台灣社會的歧視陰影中。她們被懷疑，被排擠。她們不少人在外貌上有吸引力，在學歷和工作經驗上比台灣配偶更高。但這反而成為她們的原罪，她們被東查西查，被懷疑這個也懷疑那個。只要她們在來台的八年之內被查到在外工作，她們就會被送回中國大陸，不管她們和台灣人所生的嬰兒在哭泣，不管她們的台灣老公傷心欲絕。
很少人會知道，在台灣有二十多萬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群體，在法律上卻遭受歧視，成為二等公民，甚至「二等半公民」（比被視為「二等公民」的外籍配偶待遇還要差）。這就是嫁到台灣去的「大陸配偶」（台灣當地簡稱陸配）。她們雖是「台灣媳婦」，所生下的也都是「台灣之子」，但她們無論在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工作權、財產繼承權等方面權利，比同樣遭受歧視的「外籍配偶」（簡稱外配）還要差，成為台灣邁向「人權國家」的一大諷刺。
許多大陸新娘結婚後滿懷喜悅來到台灣寶島，一踏進夫家心裏就涼了半截，住的環境絕大多數不是花木扶疏的豪宅，吃的也不是山珍海味，但這一切都無法代替她們想要工作權的渴望。受法令限制，大陸配偶不能一入境就享有工作權，為了生計，只能偷偷打工，若不幸被查獲，就得被遣返，面臨「夫離子散」，極不人道。
中華民族有太多的記憶稍不留心就成為一片空白，但全球華人知識分子卻是這「記憶廢墟」的文字冒險家，在史料的斷瓦殘礫中，重新拼回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感情圖象。
在剛過去的零八年，為迎接中共建政六十週年，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香港陸續問世，作為第一套非官方史，以及作者中立、開放的價值立場，贏得學界與讀書界的重視。而老記者楊繼繩的《墓碑》，更揭開一場民間耳語已久，但一直沒有真確求證的悲劇真相。這兩本書以降，二零零八的好書都在見證全球華人思想解放，從國家大事開始，到個人命運轉折的私密空間，都不斷求真求實。他們有人總結中國經濟崛起的輝煌與缺失；有人以深厚的人道情懷關注弱勢群體；有人在理想主義幻滅後，經過沉痛反思，繼續為人權、公平和正義作出奉獻；有人開放「私領域」，傾吐內心困惑，講述戰勝疾病的心得；也有人醉心鑑賞城巿景觀和風土人情，熱情地與公眾分享……零八年成為可貴的思想總結之年。
約瑟夫·斯大林差點就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俄羅斯人」。一家俄國電視台在二零零八年舉辦了這場網路競選。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受到廣泛的推崇。當投票持續到夏天時，斯大林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對第一名的爭奪，倍加激烈，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
到了年底，結果最終顯現。雖沒有得到第一，斯大林支持率還是達到了第三名，而普希金僅僅排名第四。這項投票是正在回潮的「斯大林熱」的徵兆之一。莫斯科的書店架上不斷增加支持斯大林的作品，在九月的新版學生教科書上，斯大林時期的政策被描述成「最好和最公平的社會」。新一代的少年是從這句展開他們對於自己祖國的理解的：「親愛的朋友們！你手中的這本教科書是獻給我們偉大的祖國……從偉大的愛國戰爭到今天。我們將回溯蘇聯從其最偉大的勝利到悲劇性的解體。」
香港人必須對中國命運作出承擔。從葉問的拳頭到錢穆的筆鋒，都戳破了防火牆的心態。
那天看完港產片《葉問》之後，上網查這位詠春派一代宗師的背景，發現他當年從佛山到香港，曾住在深水的海壇街，設館授徒。
兩岸大三通後，香港向來扮演的橋樑、跳板角色可能逐漸消退，香港如何能從「輸家」變成「贏家」？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接受亞洲週刊專訪時提出了兩岸三地「三贏」的策略。他說，香港在法律界、會計界、金融界等專業領域擁有優秀人才，但與台灣極少交流互動，他去年底率領了一個香港專業聯盟團前往台灣，推動香港在兩岸之間發揮更多槓桿與催化作用，並認為應爭取更多台灣企業到香港上市。
中國大陸和台灣實現大三通之後，兩岸人流物流交往耗用的時間和金錢成本迅速下降，經貿趨向整合，原本是兩岸「橋樑」、「跳板」的香港，被認為是最大的「輸家」，這似乎也越來越成為香港政商界的共識。在這歷史轉捩點，香港有沒有擺脫「輸家」變成「贏家」的希望，希望又在何處？
中國要向日本學習什麼？從魯迅到郁達夫，都在日本土壤裏發現靈感的泉源。百年以來，日本成為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揮之不去的鏡子，不斷在鏡子中看到自己的痛苦。
其實所有的留學日本的學生，都看到日本社會的特色，就是全民對學習的重視，對基礎教育的重視。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就投下巨大資源消除文盲，全面提升識字率，從娃娃抓起。日本基礎教育的特色就是要求平等，不管是多麼窮困的地區，都爭取擁有和繁榮都會區一樣的資源。中央政府在這方面極為重視，確保不會因為家貧而使學齡兒童失學。偏遠地區的學生，從北海道到沖繩，都會有說東京口音的小學老師，保證學生的「國語」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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