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的好處之一,是中國大陸禁止出版的書,也可以在香港面世,並且「出口轉內銷」,通過「自由行」被大陸讀者購買、閱讀。楊繼繩八十萬字的新書《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二零零八年五月輾轉得以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大饑荒事關人命,題材敏感,至今相關檔案仍被列為控制級;即使在大學校園內,學者也不能自由研究,媒體和公眾更是鮮知真相。
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在饑饉嚴重的河南省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等地,多數家庭都有人餓死,有的家庭全部死絕,有的村莊甚
一國兩制的好處之一,是中國大陸禁止出版的書,也可以在香港面世,並且「出口轉內銷」,通過「自由行」被大陸讀者購買、閱讀。楊繼繩八十萬字的新書《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二零零八年五月輾轉得以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大饑荒事關人命,題材敏感,至今相關檔案仍被列為控制級;即使在大學校園內,學者也不能自由研究,媒體和公眾更是鮮知真相。
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在饑饉嚴重的河南省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等地,多數家庭都有人餓死,有的家庭全部死絕,有的村莊甚
中國民運在海外反對專制,就像一盞燈,一些中共改革派也與他們聯繫,令中國國內民眾有方向和信心。但中國民運不能僅是一盞燈,他們面臨應否回國的抉擇,與十三億人民一道為民主打拼,點燃十三億盞燈。
顛覆知識產權的翻版文化,曾經是一股社會的進步力量,但在若干時期之後,它又是一股破壞文明的力量。奇正相生,無論愛它還是恨它,都不能忽視它在冥冥中影響中華民族的命運。
台灣當年的成長和進步,就是靠大量的外文翻版書。五十年代台灣大學的學生,從余光中到李敖,從白先勇到李遠哲,都是在英文翻版書的氛圍中長大的。在當年的雙葉書店、虹橋書店中,都可以看到他們購買翻版書時的身影,也當然看到他們對知識追求的狂喜。那些翻版書就是威權時代的啟蒙載體,讓台灣一代人可以進入現代文化的殿堂。
巧合地,也是諷刺地, 中國大陸二十來年的進步,就是靠一個不斷開發翻版文化的社
西藏在西方,代表了被欣羨的民族素質、宗教精神、普世價值,構成三個同心圓。 繼續閱讀《沈旭暉:「西藏—納粹互動」釋讀 》
香港特區政府委任副局長及政治助理而引發的雙重國籍與薪酬的爭議越演越烈,使行政長官曾蔭權及其班子的領導能力和管治權威備受質疑。可是,事情發展到今日,並無任何跡象顯示特區政府能夠從這個驚人的錯誤中汲取到正確的教訓。要強調正確的教訓,因為當事人很容易從這次事件中汲取到錯誤的教訓:如這次特區政府碰到一鼻子灰,是因為事前事後沒有做好公關工作;又如,政府錯在低估了敵對或至少是不友善政治勢力動員群眾和操控民意的能力,特別是媒體設定議程和建構話題的先天性優勢。
繼續閱讀《南方朔:雙重國籍問題港府扮無知?》
紫坪舖壩區存在誘發大地震的基本條件,零六年就有專家認為這一區域應是未來大地震(七點五級左右)的中心位置。政府為了經濟利益大建電站,而不考慮地質災害風險,導致四川水電開發非常過度,非常危險。 繼續閱讀《張潔平:紫坪舖水庫可能誘發大地震? 專訪:四川地礦局區域地質調查隊總工程師范曉》
我驚訝的是,台北跟南京竟那麼相似。原因之一,也許是民國政府曾定都南京十多年,因而兩個城市具備了某些氣質性的相似,像是同父異母的兄弟。然而,當南京把夫子廟一帶的民國梧桐樹全部砍光,拆掉南唐時期的千年老街布局時,台北卻給中山北路的每一棵楓香樹標上編號,活化日據時的舊酒廠成為創意產業的基地。第一次到台北,適值國民黨用選票奪回政權、馬英九宣誓就職之際,但我的目光所及,卻是政治之外的另一番景象。
台北的朋友熱心熱情,帶我去台北人引以為傲的特色地方。遍布各色餐館、酒肆、咖啡座、古董店的永康街,朋友介紹說,是作家、詩人和藝術家大隱隱於市的絕佳選
蔣品超主編的《維權詩集》於六月四日在香港、台北、洛杉磯同時發行,收集了中國近年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中百姓爭取權利的詩歌作品。出版前中國大陸宣傳部門發文展開封堵、清理行動。該書收入將捐給四川災民。
災難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人們的團結與溫暖,更是對一個機能失調社會的清算。 繼續閱讀《許知遠:六四與川震》
許家屯和「六四」是不能忘記的,正如和諧社會的追求是不能忘記的。在「六四」事件十九週年前夕,許家屯接受亞洲週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獨家專訪,惋惜對他影響很深的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最後不能和諧相處、共推改革,而終致「決裂」。他認為現在胡錦濤、溫家寶可以「青出於藍」,更有政治的韌性。
這是中共一位九十二歲的資深黨員的肺腑之言,也是他歷經黨內大風大浪之後的洞見。在中共建政後,許家屯是第一位出走成功的中央級幹部。林彪當年出走,但卻機毀人亡。只有許家屯,十八年來在洛杉磯奇諾崗的寓所中,不斷反思自己的命運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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