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宋楚瑜當湖南省長，陳菊當福建省長，馬英九可以參與中南海的決策，兩岸會出現什麼的變化？
這不是天方夜譚。如果歷史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兩岸的統獨之爭就會化解於無形，兩岸軍事預算都可刪除，因為武力解決中國人內部問題已經成為過去，而「和平紅利」會發酵，成為中華民族進入真正「盛世」的強大動力。
這也是對北京最新對台政策的最新聯想。北京月前宣布開放台灣居民到福建省當公務員，籌劃讓台灣的汽車掛著台灣的車牌開到廈門。這已經不是一般的「統戰」，而是要將兩岸民間深度融合，讓經濟交流更上政治的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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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鼓浪嶼海岸有一尊約十五公尺高明末名將鄭成功像，由六百二十五塊花崗岩砌成，據說這尊石像樹立之後許多颱風都和廈門擦身而過。
鄭成功當年為了尋找根據地反清復明、在台灣登陸，擊退了荷蘭人與東印度公司，奠定台灣四百年發展起始，被台灣人尊稱「延平郡王」，而鼓浪嶼此尊鄭成功雕像面朝西向大陸，而不是朝向台灣，去年十二月，到此一遊的全球最大半導體專業製造公司台積電中國董事長曾繁城臆想：「這是要提醒大陸在歷史時刻，不要忘掉台灣吧！」
渡海延續了歷史，而不是斷裂。今年中國習俗「小年夜」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飛抵福建漳州市，從機場直接驅車前往漳浦「台灣農民創業園」參訪。胡錦濤一下車，就握著在此投資蘭花栽種的台商們招呼：「我來給你們拜年了！」 繼續閱讀《張殿文：兩岸經濟大飛躍海西經濟區崛起》
歲月是最大的小偷。這是導演羅啟銳在香港電影《歲月神偷》中的信息，展示在幻變的生命中，時間就偷走了我們一些曾經珍惜的人與事，也偷走了「只是當時已惘然」的情懷和多少無形的價值。
直到有一天，也許就在一個下雨的午後，在一個寒冷的春節假期中，才赫然發現，這個可怕的小偷的身影，刁鑽地，鑽到被遺忘的歷史煙雲中。
而歲月神探的任務，就是在這些歷史的煙雲中不斷搜索，要尋找破案的關鍵。為什麼在艱苦的六十年代，反而擁有不少今天已經失去的快樂？為什麼在貧窮的社會，卻享受一些今天難以想像的豐盛的心靈？儘管歲月神偷滑溜溜的抓不住，但凡是經過的都留下痕跡。歲月神探也許是靠運氣，也許是靠人脈，但更多是靠智慧，才可以找到那些被偷走的。
這是香港電影的突破，也是香港電影的回歸。《歲月神偷》是一部以導演羅啟銳自身經歷為藍本、圍繞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為主軸的電影，它將街坊人情的家庭倫理故事帶到柏林影展，並獲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為香港尋回被遺忘的價值，展現社會及政治史切片，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並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
《歲月神偷》是香港電影中被遺忘已久的題材。這些年來，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歷史大片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港產片市場，投資者或部分電影人總以為，觀眾生存的現實世界已經足夠磨難艱困，進入電影院就應該抽離，到一個和生活本身毫不相關的場景和脈絡，滿足三D視覺也好、狂笑一場也好，就算是驚嚇兩個小時，起碼是購買了兩個小時的發洩和超脫。當然，這些電影自有其藝術和創作的價值，其票房也頻頻報捷，然而，當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都只提供兩個小時的娛樂，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不禁要問：觀眾記憶了多少、回味了什麼，電影裏的甜酸苦辣又和觀眾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正是《歲月神偷》為香港電影尋回的價值。
中國春運的天空，正迎來越來越多的年輕候鳥。目前「八十後」的新一代民工，佔了全國民工的六成以上。他們是今天的春運大軍，但卻爭取在未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迎接春運。
他們心中的春運不再是煎熬，不再是站幾十個小時、要穿上紙尿褲的火車旅程，而是要有尊嚴的回鄉之旅。他們不願意再重複上一代的足跡。在中國逐漸取消戶籍制度的過程中，他們融進了城市化的大潮，也見證中國改革的大潮。他們慶幸今年春運還沒有漫天風雪，但更期待要消除制度上的風雪和他們心中的風雪。 繼續閱讀《邱立本：年輕候鳥與春運天空》
一年一度的春運，是這個星球上最為浩大的人口大遷徙，它所帶來的交通壓力更成為中國每一年都無法迴避的「陣痛」，在今年春節前夕，催生了期待已久的「火車票實名制」試點；長途高鐵武漢-廣州、鄭州-西安客運專線開通，開始發揮威力；中央一號文件揭示農民工出現結構性變化，新生代民工成為主體，這一切反映到春運大潮中，令春運出現新的趨勢。一月二十六日召開的全國春運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介紹，今年全國春運客運量將達到二十五點四一億人次，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七點七，這二十五億人次的人流，正在神州大地上進行新的旅程。
六十年代，我第一次讀法國作家卡繆（Albert Camus）的小說”l’tranger”，中文翻譯的書名是《異鄉人》，但到了九十年代，重看這本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時，中文譯名已改為《局外人》。據法國的文學專家說，原來的「異鄉人」譯名並不準確，因為書中的男主角和卡繆一樣，都不是法國的異鄉人，他們是道地的法國人，但在那個社會中，卻被若隱若現地排斥，因此翻譯為「局外人」更為準確。
從噗浪（Plurk）創辦人雲惟彬到創作女歌手戴佩妮，從為英國王室成員設計鞋子的周仰傑到率先研發隨身碟的潘健成，從香港繳稅最高的基金經理謝清海到國際名導演蔡明亮，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身份——旅居海外的馬來西亞人。多年來，馬國背景的各領域精英遍布世界各地，他們為了追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更美好的將來，於是在海外打拚，背後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因，是馬國政策的缺失，留不住人才，導致馬國獨立五十幾年來，已有逾百萬的人才流失。
蘇小湄是一名小學教師，年約三十歲的她最近冒起移民海外的念頭，且越來越強烈。她多次對朋友說：「我若有經濟能力，我一定會移民。」澳洲是她首選的移民國家。蘇小湄很羡慕她多名同學多年前到海外留學後就成為當地的移民，她們之中五人在澳洲，英國、香港及中國大陸各有一人。事實上蘇小湄不是唯一具有移民海外念頭的人，不少人與她一樣由於各種原因無法移民。與許多人一樣，蘇小湄欲移民的理由很簡單，因她對馬來西亞當前出現的情況很有意見，這種情況並未因零八年在野黨強大後有所改善，這讓她失落、失望、沮喪。
東方紅，太陽升。這是六十年前新中國的自我期許，但在今日中國的一些大城市裏，東方黑，太陽也看不見，卻是常見的景象。昔日政治上的願景，如今成為環保的夢魘。
在中國經濟增長率飆升之際，中國的環境污染也上升到新的高峰。香港人所熟悉的廣州，近年也成為污染之都。從香港到了廣州，就會感覺到空氣的渾濁，往往飄蕩著異味。它是中國的底特律，吸引了不少的國際大汽車製造廠，但也使污染的空氣，成為廣州人必須呼吸的痛苦。
但中國越來越多老百姓不能呼吸那些赤裸裸的權貴經濟，恣意地製造污染。從番禺到佛山，從廣州到全國，很多垃圾焚燒廠都散發著致癌的二噁英，而這些近年從外國引進的垃圾焚燒廠，恰恰是外國都已逐漸淘汰的技術和設備，但卻禍延中國。
中國城市化發展也要面對堆積如山的垃圾，各地方政府近年開始加大引入西方已逐漸淘汰的焚燒垃圾發電的處理方式，但產生大量有毒氣體二噁英，影響居民生存環境，甚至增加了癌症發病率。簡單焚燒垃圾的方式造成的危害遭到質疑，背後的利益關係不斷被揭示出來，學術界形成「主燒派」和「反燒派」，爭議中揭開了垃圾燒不掉的真相。
北京奧北志願者研究小組提供的國外研究數據表明：美國的醫療垃圾焚燒廠數量已經從一九八八年的六千二百座，減少到二零零八年的五十七座，萎縮九成九﹔全世界擁有垃圾焚燒爐數量最多的日本，也從高峰期的六千餘座下降到一千二百八十座。歐盟不少國家甚至提出禁燒令，並提出在二零一零年實現不向環境中排放焚燒污染物。有學者指「美國和日本近十年都沒有增加一台焚燒爐，那麼他們繼續生產的焚燒爐去哪了呢？」他分析，最直接的一個巨大市場，就是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國無疑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市場。可以查證的是，極力主張學西方採取焚燒處理垃圾的學者所舉的數據，大多是零五年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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