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日韓首腦北京東亞峰會期間,日外相岡田克也提議三國合編歷史教科書,與日本「重返亞洲」新外交相呼應。同時,史丹福大學一項名為「割裂的記憶」、對東亞四地歷史教科書的比較研究正籌備在中日舉辦研討會。歷史教科書成為政治領袖、學者的共同聚焦。該項研究發現,中日韓歷史教科書背後都有各自的受害者情結。彼此交叉驗證、重新審視爭議,是最終和解的基礎。
歷史有沒有真相?新一代會記住什麼?忘掉什麼?另一個國家的他們呢?美國史丹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亞太研究中心主任申起旭深深明白「國家記憶」的可塑造性,生長在韓國的他,有感於東亞國家之間在歷史問題上的死結,發起一項針對東亞四地和美國歷史教科書研究的長期課題:「割裂的記憶」。
這項課題始於二零零六年九月,對日本、韓國、中國大陸、台灣以及美國的高中歷史教科書進行分析比較研究,研究範圍從一九三一年引發中日衝突的「九一八事件」,到標誌著亞太地區二戰正式結束的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為止的二十年歷史。各地學者共同組成的龐大項目,目標在於,探討東亞各國的歷史記憶如何形成?如何彼此錯位?哪裏才是進一步和解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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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思是最早提出「潛規則」和「血酬定律」的學者,對中國三十年的改革以及近來不斷爆發的群體性事件提供不同角度的看法。中國未來走的方向,就是憲政民主的方向。
語調平穩淡定、邏輯清晰明確,吳思演講時,像經濟學者一樣劃出曲線、分析案例,但他喜歡說自己用的是生態學方法。他的歷史著作《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台版《潛規則:中國歷史上的進退遊戲》)、《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台版《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上的生存遊戲》)是中國近幾年的暢銷書,目前他擔任中國敢於突破言論和歷史研究禁區的《炎黃春秋》雜誌的執行主編。最近,吳思在香港大學公開演講,這個非學院派的學者大膽而另闢蹊徑的學說,折服了許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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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山面海:山是美學家朱光潛一九二零年代就讀港大時每天散步的地方;海,就是胡適一九三五年赴港演說時看到的同一片海,他激動地說:「香港應該是產生詩人和畫家,用他們的眼睛來讚頌這裏的海光山色。」這美景輕輕淡淡,但卻蘊藏著深厚的歷史感,也讓龍應台定下心,繼續在香港生活,而兩年之後,她就可以做個香港人,參加投票了。
十月十八日,龍應台受聘為「孔梁巧玲傑出人文學者」,香港大學柏立基學院成立「龍應台寫作室」,首任為期三年。首航講座,題目是「當我在桌前坐下——龍應台談文學啟蒙」。談文學啟蒙,聽眾卻有來自香港政商學界的賢達人物,以及年輕的「龍口粉絲」。整場演講有五六百聽眾,走廊、講台都坐滿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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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八月九日是北京奧運會開幕後的第一天。整座城市還沉浸在前一晚盛大開幕式的興奮之中,北京也正待敞開懷抱迎接八方來客,偏偏此時,在城市最中心的旅遊景點,出人意料地發生外國遊客被殺案件,給剛開幕的盛會平添凝重陰影。
八月九日中午十二點二十分左右,在京城著名旅遊景點鼓樓的二層城樓上,美國遊客托德·巴克曼(ToddBachman)夫婦與隨行中國籍女導遊忽然遭到中國男子唐永明持刀襲擊,托德死亡,他的妻子芭芭拉(Barbara)和中國籍女導遊受傷。唐永明隨後跳樓自殺,當場死亡。兩死兩傷的慘劇震動中美兩國。北京市警方與杭州警方協同行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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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龍應台與兒子的通信結集成《親愛的安德烈》一書出版後,不到兩個月已在台灣印行十萬冊,香港版也列暢銷書排行榜近半年之久。七月初,她寫了一年的專欄散文,結集成新書《目送》,書中多篇文章發表時即已在網上廣為流傳。
新書出版後,在香港大學任教的龍應台,接受史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邀請,將於八月抵達舊金山,為她的下一本書《我們的一九四九》蒐集資料。她將細看胡佛研究所今年七月開放的蔣介石一九四九年日記。以下是訪談摘要:
《目送》中的散文,跟一般讀者心目中野火式的龍應台風格不太一樣,少了直接了當的批判,更多是對生命和人生的反省、思索。你怎麼看這種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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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的好處之一,是中國大陸禁止出版的書,也可以在香港面世,並且「出口轉內銷」,通過「自由行」被大陸讀者購買、閱讀。楊繼繩八十萬字的新書《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二零零八年五月輾轉得以在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大饑荒事關人命,題材敏感,至今相關檔案仍被列為控制級;即使在大學校園內,學者也不能自由研究,媒體和公眾更是鮮知真相。
從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間,中國餓死三千六百萬人。在饑饉嚴重的河南省信陽、通渭、鳳陽、亳州等地,多數家庭都有人餓死,有的家庭全部死絕,有的村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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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驚訝的是,台北跟南京竟那麼相似。原因之一,也許是民國政府曾定都南京十多年,因而兩個城市具備了某些氣質性的相似,像是同父異母的兄弟。然而,當南京把夫子廟一帶的民國梧桐樹全部砍光,拆掉南唐時期的千年老街布局時,台北卻給中山北路的每一棵楓香樹標上編號,活化日據時的舊酒廠成為創意產業的基地。第一次到台北,適值國民黨用選票奪回政權、馬英九宣誓就職之際,但我的目光所及,卻是政治之外的另一番景象。
台北的朋友熱心熱情,帶我去台北人引以為傲的特色地方。遍布各色餐館、酒肆、咖啡座、古董店的永康街,朋友介紹說,是作家、詩人和藝術家大隱隱於市的絕佳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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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四日,拉薩發生嚴重暴力騷亂。三月十八日中國人大閉幕式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把事件定性為「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煽動,境內外藏獨分裂勢力相互勾結製造的」,並且認為這「更加暴露了達賴集團一貫標榜的『不追求獨立、和平對話』是一派謊言」。與此同時,達賴喇嘛否認事件是自己發動,並敦促藏人保持克制。他指出這次運動已不再處於自己控制中,「如果局勢失控,我的選擇就是完全隱退」。
對於把事件責任打包推給「達賴集團」,曾與達賴喇嘛會面十次的中國大陸獨立青年學者陳思認為,這不僅混淆了真正的責任者——以西藏青年會為代表的藏人海外激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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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因六四槍響而拒絕踏入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他的著作卻風靡神州,播下中國文化風骨和現代知識人獨立精神的種子。他就是國學大師錢穆和歷史學家楊聯陞的弟子余英時。他最新文集《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在台灣出版,集中探討以道、維護道統為己任的知識人,從古代到現代如何維護中國文化獨立而獨特的內涵,如何以文化精神對抗政治暴戾。
二零零六年,余英時獲頒號稱人文社會學科諾貝爾獎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學術成就獲得國際肯定。消息傳出,海峽兩岸的知識界為之歡欣鼓舞。其獲獎演說也在《中國時報》和《南方週末》分別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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