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文學「奧運」。一群海外的中國作家用「當地語言」創作，從文化「夾縫人」轉而成為悠遊東西方社會的「世界人」，背靠兩種文化獲得更寬廣的話語空間，將中華文化延伸到異國文字中，也為文化中國贏得新的獎牌。而在跑道上最為矚目的領軍人物，是移居美國的英語作家哈金；他自一九八五年離開中國後，再沒有回去過，卻以新的視野，寫出一個被忽視的文化中國。

這是一場文學奧運。一群移居海外的中國移民作家，與在海外出生的華裔作家一起，用「獲得語言」，即作家所移居國家的當地語言創作文學作品，歷盡艱辛而躋身主流，與所在國的作家同處一條跑道競技，一面面獎牌呈現了「開花結果在海外」的盛景。

他們從文化「夾縫人」轉而成為悠遊東西方的「世界人」，背靠兩種文化獲得更寬廣的話語空間。中國移民作家的外語文學作品，將中國文化延伸到異國文字中。作為文化中國的一項項成果，令人目不暇接。用非母語寫作的華人移民作家人數越來越多，而在跑道上最為矚目的領軍人物，無疑是移居美國的哈金(Ha Jin)。

應亞洲週刊及香港貿易發展局的邀請，將於七月下旬前來香港書展作演講的哈金，自一九八五年離開中國後，至今沒有回去過。他說：「從一九九零到一九九七年，使館不給我延護照。那段時間我非常想回國看看，但無法成行。二零零四年我申請國內一所大學的教職，沒有回音。後來在網上看到有人討論這件事，知道那學校收到我的申請，但不做回答。我想他們也許做不了主。」

哈金還透露，四年前他跟上海文藝出版社簽了五本書的合同都沒有過關，整個出書計劃被放棄。他說：「這些事一件接一件，弄得我沒心思回去了，對懷舊感到疲勞了。對我而言，生活就是一種冒險，因此，抵達遠比回歸更有意義。」

哈金的《戰廢品》在國際上非常有名，書中描寫的上世紀五十年代初，黃埔軍校畢業的主人公俞元被派往「抗美援朝」戰場，被俘後關押在韓國和美國的戰俘營，基督教信仰成為他存活的支柱。為了生存，他不得不周旋於親國民黨和親共產黨的兩股勢力之間。

最後，他和幾千名戰俘被遣返大陸。回到大陸後，戰俘受到嚴懲。此時，俞元的母親已經去世，未婚妻也棄他這「戰廢品」而去。俞元從此夾著尾巴做人。直到退休來美國探望兒女時，才把這段戰俘經歷公之於眾。

哈金說他本來只打算寫成短篇故事，但越寫越覺得無法停筆，最後發展成長篇。他說寫作此書時，內心有「某種東西」不斷湧出，後來他才意識到那是恐懼。「所有士兵都害怕被俘」，這也是他自己曾經歷的恐懼。哈金說：「因為我們見過被遣返的戰俘會是什麼遭遇，都被當成罪人看待。你被俘了，你又沒死，回到家裏，你就成了社會的渣滓。」

哈金說，小說中所有事件和細節都是真實的，但故事中的人物是他創作的。哈金於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參軍，在吉林琿春縣，位於中蘇和中朝邊境的三角地區當兵，這為他創作這本小說提供了扎實的生活基礎。有評論說，這部小說是「用非虛構回憶錄的形式寫一部虛構小說；用獄中實錄的形式寫非虛構回憶錄」。

哈金用英語寫作，許多中國人對此不理解，甚至不滿。哈金說：「我是移民，用所在國的語言寫作理所當然，不過我不鼓勵用非第一語言寫作，太難了。」哈金在美國已生活了二十三年，早前他的小說幾乎都有關中國題材。他在《戰廢品》中將目光移出中國，到了朝鮮。

《戰廢品》出版後，有朋友問他，何時能寫美國為題材的小說？哈金說：「從寫中國到寫美國，是一個很大的跳躍。這本書是某種過渡。此後，我的小說會主要寫關於美國的。這本書是試一試水，寫了中國、朝鮮、美國的相交。轉而寫美國，我得改變很多東西，所以我得謹慎，很不容易。我已經開始寫一本關於美國的小說。」

他的《自由生活》英文版二零零七年十月在美國出版，而今已翻譯中文，七月由台灣時報文化出版。三十萬字的《自由生活》，描寫一個華人移民家庭來到美國後，對周遭生活充滿新奇感、卻又渴望舊日熟悉感的矛盾情結。

《自由生活》的故事是哈金讀研究生時就想寫的。他從一位美國女詩人朋友那裏獲得一位香港移民在美國出版的中文舊詩集。這位移民開餐館謀生之餘﹐堅持在詩歌上的追求，令哈金感動，醞釀了七、八年後，二零零零年開始動筆。小說在某些方面恰是哈金的寫照：書中主人公武男和哈金都來自中國大陸，負笈美國，八九年天安門事件過後，知道自己再也無法回家，只能與妻兒在新大陸落地生根。身處沒有親友人際網絡的陌生社會，得重新學習獨立生活，維持生計。但武男始終不肯放棄成為詩人的夢想。哈金借此在書中有感而發：「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將毫無意義。」

有評論認為，哈金小說展示的是一種風格，「冷靜的批判和黑色幽默使他的小說顯得睿智充實，平實的語言、樸素的故事營造的荒誕氛圍，更接近西方現代派小說。這些給西方讀者帶來了親近感，而東北小說濃郁的地方氣息和中國特殊時期的愛情故事，更誘發了西方讀者的異域想像」。

哈金的筆下幾乎都是悲劇人生，如何生存成為主題，這正與他的經歷有關。他說過，「作家的生命是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說：「有些價值觀超越了國家和民族。我相信普世價值，因為我是一個人，同其他人一樣，有基本的人的感情和慾望。一些海外華人共享的『民族尊嚴』是教化的結果，這種教化是因為缺乏其他信仰，比如宗教。我相信有一種超人類的超自然力量。但我不屬於任何教派，從某種意義上說，文學就是我的宗教。」

哈金說：「我是一介草民，知道普通人怎樣為生存而掙扎。其實，寫小說是俄羅斯文學的主要精神。這是為什麽陀思妥耶夫斯基說『我們都來自果戈里』。在英美文學界，我們比較強調講故事。特別是美國文學界，一直認為俄羅斯文學是傳統文學的正宗，基本上繼承的是俄羅斯傳統。這裏也涉及到一個文學有沒有共同標準的問題。我個人認為，還是有共同標準的。小說的最高峰還是俄羅斯的作品。」

旅居英國多年，目前北京、倫敦兩地走的作家虹影，早在二零零四年德國科隆作家節上，與哈金做同一台節目。虹影說：「哈金的英文小說《瘋狂》與《等待》不同，作品中的黑色幽默讓人掉淚。節目開始時，我倆都說英語，由人翻譯成德語。《瘋狂》一書，與我在文革中成長的許多經歷相關。他以平和的語氣說文革。我注意到他平和後面的深沉。」虹影說：哈金是個很謙虛的人，完全沒有文化人的輕狂，不喜歡流言蜚語，「如果要我形容，他是真正的謙謙君子」。

虹影說，在國外用「獲得語」，即非母語寫作，或是中文寫作，都得首先考慮生計。生存是頭等大事，不像在國內，父母朋友支援一下，可以暫時渡過難關。一到國外，寫作必須馬到成功，而且每年要持續成功，天下哪有如此好事？沒有打過工的中國作家，她沒有見過，包括她自己，都打過工。為了生存，許多作家沒有時間寫作，很多作家也因這一難關而消逝了。

虹影認為：「除了生存，再有就是出版難，英語作家得有經理人，出版社不接受投稿。西方經理人制度，是替出版社淘汰作家，許多人過不了這一關，有了經理人，再找出版社，出版社出了一本書，如果銷路不好，這個作家就此被經理人和出版社忘卻。我認識好些西方作家，在書出版時吃不好睡不著，見了不佳的評論就要找上門去打架或得憂鬱症。」

近十年，文化中國的邊界逐漸擴大。二十世紀的英語文壇，出現過林語堂、張愛玲、黎錦揚、蔣希曾，但總體上說他們比較孤獨。如今一個華人移民外語作家群已經出現。他們用所在國語言寫作，在與所在國作家同一競技場博弈，難度可想而知。華人移民作家要創作，首先需要面對語言問題，要打入文壇主流，不能不用所在國語言寫作，經歷痛苦的語言轉換過程，沉寂多年後才有望噴薄而出。

美國土生華裔英語作家黃玉雪、湯婷婷、譚恩美等，或贏得主流評論的各類獎項，或作品榮登美國的暢銷書榜。在世界各地用「獲得語」，即以移民定居國家語言寫作的華人，在法國有戴思杰和山颯，在英國有郭小櫓、張戎、薛欣然，在德國有羅令源，在美國有裘小龍、李翊雲、閔安琪等。

對為文化中國取得榮譽的「外語作家」，應當給予尊敬。但中國文化界對此重大發展，幾乎沒有反應，連批評家也往往缺席。哈金說：「大家都是為了生存，都寫得很艱難，不容易寫出有分量的作品來。但正因為難，才有人來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一個時期來，中國大陸文壇對這一用非母語寫作群關注不多，哈金說：「關不關注並不重要，關鍵是能不能在另一種語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這是最難的，所以我勸大家不要盲目地闖入另一種語言。」

旅法華人作家、導演戴思杰認為，來自外國的移民作家用居住國語言創作取得成績，已是一個世界性傾向。英國文學、美國文學中都有這樣的例子。這些外國作家為英語帶來活力，有些還是高產作家，成為文學生力軍。在法國雖然還困難些，但這些移民作家的生存空間以後會更大，法國人對中國的興趣越來越濃。

在英國文壇揚名的郭小櫓說，每半年就會回中國一次。她說：「我跟中國是不會脫節的。但人的存在，跟你的民族沒多大關係，文化在你的心裏，跟你的個人生活最有關係，找到自己的語言就好了。全世界都一樣，都有高速公路，都有咖啡館。」

有評論認為，無論是移民去美的華人英語作家，還是在美出生的華裔作家，他們的作品「不是自傳加奮鬥，就是政治加苦難，或纏腳布加納妾的模式」。他們之所以能獲得國際上的認同，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錯誤地刻畫中國，對洋人賣中國貨」，迎合外國人對中國的窺視慾。

前不久，加拿大華人作家張翎、澳洲華人作家歐陽昱提出要突破中國人做「中國菜」的局限，強調跨越種族、地域的藩籬，書寫普遍人的故事。

雖然哈金的作品未能在中國大陸出版，但他的「偉大的中國小說」的論述，在中國大陸文壇引起過爭論。他說：「目前中國文化中缺少的是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概念。沒有宏大的意識，就不會有宏大的作品。這是為什麽現、當代中國文學中，長篇小說一直是個薄弱環節。在此我試圖給偉大的中國小說下個定義，希望大家開始爭論、討論這個問題。偉大的中國小說應該是這樣的：一部關於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正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作家們必須放棄歷史的完結感，必須建立起偉大的小說仍待寫成的信念。如果沒有這種後有來者的心態，中國文學就真的沒指望了。」

因工作和寫作很忙，哈金對中國大陸作家的作品讀得不多。哈金說：「對大陸作家的作品，沒法說得具體。我認識余華和莫言，讀過他們的作品。至於中國文壇的動態，我還是關注的。對大陸作家創作，國家花了很多錢，也希望中國作家能寫出有世界影響的作品，但這需要時間，也需要運氣，不是花多少錢就能做到的。這是一種軟實力，需要寬鬆的創作環境。中國有各種人才，但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許多人才被壓抑著。」中國現代性的一大特徵，就是中外文化在各領域中的滲透融合。哈金說：「文化像科技一樣，應該是屬於全人類的。中國文化需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尋找互相溝通、共同對話的渠道，在世界的文化體系中找到參照，才能有深遠的發展。」

將在香港書展演講

他說：「另一方面，對西方新潮、時髦的文化不要急於跟風，要探究它們從哪兒來，它們往往是從悠久的傳統演變而來，因此就需要從根底去研究它們，從而找到相通的起點。跟風就永遠無法超越。」

哈金在七月香港書展上將作《個人與文學》演講，談個人與集體，與國家的關係，包括為誰寫作。他說：「有人認為，我寫作是為了西方讀者，實際上，讀者的概念是不清楚的，寫作應該是為心中理想的讀者，我始終強調要找到自己的文學傳統，要強調偉大的文學，自己都不把寫作當一回事的話，那讀者還能當一回事嗎？由於我的處境與中國作家不一樣，是用另一種語言寫作，遇到什麽具體問題也不同，至於作家的生存方式，每個人應該有自己的選擇。」■

編按：哈金是今年七月亞洲週刊與香港書展合辦「名作家講座系列」特邀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