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眾人物的個人經驗、思考需要公開與共享。否則一代代人就得總是重頭開始。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這一天，他如常和公司主管開會。兩天前，他從台北趕到新澤西，視察旗下的生產線和廠房。他已經九十二歲了，自從十五歲成為台南嘉義縣的一名賣米的小工，七十七年來，他從未終止過工作，他的事業版圖則從那個日據時代的小小米店，擴展到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化工集團之一。

但似乎也沒什麼能讓他停下腳步，也沒什麼能改變他的生活習慣。這一天會議後，他回到辦公桌，堅持喝完開會剩下的半杯咖啡，儘管它早已涼了。他把報告折成一半，放在桌上，對他的女兒王瑞華說‘好，我們走吧’。第二天早晨，他被送進新澤西一家醫院，九點三十八分，他死於肺衰竭。

十一月初，我來到台北時，王永慶的形象，仍佔據著電視畫面和報紙、雜誌。八日的早晨，他的追思會上聚集了台灣最重要與最著名的人物。他們表情凝重，像是在與一個時代告別。

此刻的台灣，被各種爆炸性的新聞包圍。陳雲林訪台，陳水扁的弊案，《中國時報》的轉手，金融海嘯的來襲，「野草莓」的學生運動，它們激起種種相互矛盾、錯亂的觀點與情感。但王永慶的追思會，喚醒的卻幾乎是一致性的哀歎和敬佩。

它似乎在幫助台灣人重溫黃金歲月——他們這一路是如何走過的。

但不管這些追憶是多麼誠摯，一種可怕的欠缺也同樣顯著。台灣媒體稱謂他是「最後的企業強人」、「一代偉人」，卻沒有關於他的真實、深入和全面的記載。

出生於一九一六年的他，生命歷程幾乎貫穿了二十世紀，見證了日本的敗退，國民黨政府的到來，台灣從農業社會跨入信息社會，全球商業從製造業年代到電子年代。他的個人際遇和時代的轉變彼此相扣，他的智慧與成功也突顯了時代的特徵。

但是，他的故事卻經常被簡化成一個童話——一文不名的學徒變成了億萬富翁；他的豐富個人歷史，則只讓人記住了他的趣聞軼事——他的毛巾操、他每天清晨三點半起床、他的節儉、他讓高階主管胃痛的午餐追問；他的商業世界與政治、社會間的複雜關係，更少被探尋。至於他在成長過程中的艱辛，他內心曾經遭遇的不安、他的挫折、他的恐懼與憂慮，則更少被提及，更沒有被分析。那些前來訪問的新聞記者，小心翼翼的去避免那些令他不悅的問題，因為他隨時可能突然起身，結束採訪。而他的下屬、朋友，也沒能去提供關於他的更多的信息和觀察。

所以，當人們試圖去追思他，讓他的精神與經驗延續時，卻經常沒有具體材料可供學習。他強調勤奮、刻苦，僅僅成為某種抽象的道德教誨，它和年輕一代無關；他的企業成功，不能構造成複雜的案例，變成了「追根溯源、追求合理化」的口號，普通人很難理解其真正涵義；由於沒有對他更複雜的內心世界的探討，你很難知道支持他這麼多年不懈前行的真正動力是什麼；沒有他的公司和社會的互動關係的結構性分析，你也不容易把握他的成功背後的社會動力……更重要的是，人們丟失了一個從重要人物身上學習歷史的豐富性的機會，而對歷史的貧乏理解，妨礙人們理解今天。

這或許是今日的華人世界面臨的普遍性問題。兩年前，當霍英東去世時，人人都感慨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他代表了香港在過去半個世紀的成長，但誰又都說不清他為什麼具有這種代表性。包玉剛的逝世不到二十年，但至今人們已很少了解這位傳奇人物，他曾深深的捲入世界商業版圖和中英之間的政治角逐中。但是，他沒有留下關於這些經歷的個人敘述，後人似乎也未整理這一切。當歷史細節缺失時，記憶就變得空洞而短暫，一陣風過後，只留下似曾相識的片段。而後人更難以在這些經驗的基礎之上繼續前行，從他們的遭遇中獲取力量。

我很可以理解，為什麼傑出人物保持了沉默。這與中國老一代習慣的內斂性格相關，也因為他們擔心自己的直言會影響龐大商業王國的未來。但是，如果人們仍期待華人能夠建立起基業常青的公司、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公眾人物的個人經驗、思考的公開與共享，是重要的前提。否則，一代代人不得不總是重頭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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