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危機下唱好中國制度，與梁啟超唱衰一戰後的歐洲一樣，都是一時之見。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佬，也一個個像我們一樣叫起窮來。靠著重利借債過日子？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那曾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皺起眉來。——梁啟超

一九一九年的大部分時間，梁啟超是在歐洲度過的，作為巴黎和會的中國非官方代表團的一員。除去和談中的挫敗感，經過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的衰敗景象，給他深刻的印象，甚至動搖了他一直以來的信念。自從一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以來，西方，尤其是英、德、法為代表的歐洲，一直是他這一代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榜樣——古老的中國應向她們學習，它象徵著科學、進步、理性。一九零三年前往美國訪問時，梁啟超堅信，中國離西方世界的距離太大了，仍有漫長的路要走。

但現在，梁啟超開始覺得西方走得太過了。它不再是他眼中的希望，而是軍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貪婪與野心。這個用大半生尋求中國重生之路的人，準備將目光投向國內，歐洲的潰敗似乎給他某種少見的信心甚至是自我陶醉。在《歐遊心影錄》裏他在描述了歐洲的景象之後，對中國發出了這樣的呼喊：「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地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在中國國內，很多人分享了他類似的情緒。比他更年長，曾經是亞當·斯密、赫伯特·斯賓塞的熱烈翻譯者的嚴復，在一九一八年給朋友信中寫道：「……歐羅巴四年亘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而更年輕的梁漱溟也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認定「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的復興」。從英國到來的羅素在杭州轎夫的微笑裏，看到了熱愛和平的中國。

歷史從不重複自身，卻充滿了平行線式的相似。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裏，關於中國拯救世界的說法風行一時。剛剛在北京結束的亞歐經濟論壇上，歐盟主席與法國總統，不都聲稱中國要為金融危機提供更大的幫助？這場危機被形容成美國式資本主義的終結。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民主政體和自由市場被視作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兩大支柱。因為布殊政府傲慢，它在伊拉克戰爭上的虛偽與失敗，民主的魅力已經大打折扣，而華爾街的失敗則使自由市場的理念遭遇重創，「人人都是社會主義者」口號已經開始流行。

在這種群體性迷惘中，中國散發出特別的誘惑。它強大的政府力量被視作深謀遠慮，它的社會主義標籤被理解成可以給普通人提供保護，它曾經被病詬的封閉的金融市場，如今則免除了傳染性的恐慌……它變成了一塊希望之地。

梁啟超短暫的個人陶醉沒能持續多久。歐洲的失敗並不能證明中國的成功。一九一九年是中國現代史上悲劇的一年，即使中國是戰勝國，它似乎也對自己的國土無能為力，青島差點就從德國手裏轉到日本名下。而在整個二十年代，西湖邊轎夫的笑容掩飾不了社會的空前失敗，戰亂、腐敗、饑荒、失序，困擾著中國，如果你稍加留意，它並不比戰後動盪的歐洲更好，只不過中國人更習慣忍受折磨。歐洲的失敗，使得十月革命後俄國的魅力陡然升起，日後它將中國引上了一條更具悲劇性的道路。

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已與一九一九年不可同日而語。它獲得了獨立，也強大、富裕得多。但相似之處也很多。在某種意義上，它們都是摹仿者，都處於巨大的轉型時期。那時的中國學習歐洲，過去三十年的中國，則是美國的摹仿者。放在更長的歷史視線中，此刻的中國仍是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的洋務運動的延續，舊規範已被拋棄，新規範卻未建立起來。這種轉型期間，充斥著觀念混亂與搖擺，產生接連不斷的誤導。梁啟超將一次世界大戰，視作西方推崇的科學上的失敗，是代議制政體的失敗，用帝國主義、軍國主義這些簡單的符號來形容歐洲國家。但事實上，近代歐洲精神與體制，卻並未隨著大戰而終結，它仍有力的支配著二十世紀，並先後戰勝了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而此刻呢，被貪婪、欺詐劫持的華爾街，不值得信賴與同情，但是自由市場仍是無可替代的經濟制度，布殊搞砸了民主，但是民主制仍是世界上最不壞的體制。

那些過分讚譽中國制度的美好的人，多少像是梁啟超在九十年前鼓勵中國青年拯救世界的呼喊一樣，對於中國社會的巨大困境視而不見。中國金融體制充滿漏洞，只不過它從來掩藏在權力的保護下，所以黑洞沒有爆發出來；中國高額的失業率，普通人缺乏經濟保護，只不過中國人更習慣這一切，更容易忍耐；政府的干預，大部分是與社會搶奪財富，它也一點不值得信任與讚美……以為此刻的中國能給世界提供某種全新的可能，這多少像是梁啟超「等你來超拔」的荒唐呼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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