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應該嘗試創造一個更有價值的生活層面，而不是僅停留在經濟動物的層面。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現在，人人都感覺到改革動力的消失了。茅于軾，一位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的參與者和目擊者說：「現在改革阻力大於動力，改革碰到了既有利益者，短期內難有大的變革。」另一位政治學家鄭永年則說：「現存的很多改革呼聲實際是為各自利益的服務的。真正從大局出發，為了國家利益，為了執政黨長遠利益的改革呼聲比較少……」

十月九日召開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激起人們廣泛想像。正是一九七八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啓了中國變革之旅。中國擺脫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教條，擁抱實用主義，讓中國回到了正常的歷史軌跡之中。

三十年過去了，這個國家看起來是實現了她最初期待的一切。國家從崩潰的邊緣擺脫出來，變得日益繁榮與強大；中國人的物質生活更加富裕了；大規模的社會動盪消失了；社會從封閉變得開放，中國更密切的融入世界秩序；個人變得更自由，他們的日常生活不再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她還舉辦了一屆讓世界為之摒住呼吸的奧運會，幾乎所有人都被中國悠久的歷史和高效的國家體制所震驚……

但是，一九七八年的改革，也像是打開了潘朶拉的盒子。那些當初沒有預料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很多人已開始懷念毛澤東時代，因為那似乎是一個更平等的時代，人們穿著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食物，進行一樣的娛樂，官員也沒有什麼腐敗（這些懷念者不知道，那時候的高級官員是多麼有特權）；人們也感受到了周圍生活的環境被污染，感覺到了家庭的分崩離析，感覺到個人的疏離，社會風氣的墮落，金錢成為連接社會的唯一紐帶；人們也被一種空前的無力感所左右，複雜的經濟、社會形態，讓他們難以理解和把握；更為直接的是，改革初期期望的受益者們，卻不再是受益的主體，一些新型的利益集團成為了新的壟斷者，他們窒息了社會的創造力……

於是，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正呈現出她的新面貌。高壓政治、不夠獨立的商業力量、還有公民社會的缺乏，正造就一個新的形態。她成功的將公衆由政治人轉化成經濟人。政府權力退出的空間，迅速被商業機構佔領，而政府自身也正迅速朝向商業機構演變——它自身成為一個個人利益團體。這樣的一個國家在追逐物質利益的過程中，會表現出驚人的高效。讓經濟學家張五常讚歎不已的「中國制度」，不正是他所謂的二千兩百個縣，像是兩千兩百個公司那樣運轉，他們在出賣土地、招商引資方面表現出強烈的饑餓感。但是這個國家在應對公共領域內，卻表現出驚人的無能。教育的破產，環境的破產，公共安全問題，正威脅著每個普通的個體。

即使，那曾呈現出無限朝氣的商業領域，都正在變了味道。國家壟斷的商業機構，變得越來越強大與傲慢，而自由生長起來的商業機構仍生活在對政治權力的畏懼和不確定之中。它也缺乏力量和國家商業機構競爭，因為資源明顯向後者傾斜。經濟學家黃亞聲在他剛剛出版的著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描繪了政治權力與企業家精神之間的關係，後者看起來並沒有太多提升。

但是社會力量卻遲遲沒有生長起來。它本應給個人提供社區感，提供不同的價值選擇，演練他們的共處與建設能力。每個普通人則沒機會讓自己成長為一名公民，他們要成為的是消費者、投資者，將個人的豐富性弱化成單一物質慾望，將全部能量都轉化成物質積累。於是，在這一切轉變過程中，沒有什麼力量撫平人們內心的巨痛，也沒有什麼地方收容那些失敗者，或是受傷的人。支配整個社會的公共哲學是社會達爾文主義——人們只有對成功者的仰慕，卻沒有對失敗者的同情。本質而言，人人都感覺到孤立無援，經常憑藉虛假的樂觀、遲鈍，或者是一種輕視一切的犬儒態度來繼續生活。

而社會力量的薄弱，將最終影響到政治、經濟的發展。它無法制約政治權力的傲慢，也不能防止商業領域的道德匱乏，更重要的是，它難以與不同的觀點交鋒，催生多元化的思想，為將來的發展，提供新的智力上與情感上的啓發。

胡錦濤再次前往了小崗村，在人們印象中，三十年前正是從這裏撬動了整個中國的變革。因為釋放出人們私人慾望，中國進行了三十年的高速增長。但是此刻的中國，僅僅的私人慾望已經無法面對這些嶄新的問題，它需要的是一次社會的重建。恢復那些一個又一個的社會組織，讓人們學習如何自治，期待這些組織能夠給社會提供不同的價值觀，與不同的力量制衡。

小崗村的農民表明，當沒有經濟上的教條束縛他們時，他們將創造物質上的奇蹟。如今，我們該嘗試，當沒有絕對政治壓力和意識形態的壓迫時，我們將怎樣創造一個更值得生活的社會，人們該怎樣使自己的生活不僅僅停留在經濟動物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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