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貴州到上海，我們的國家逐漸變成了傲慢的權力，和偏見的民眾的結合體。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兩樁接連發生的新聞事件，為理解此刻的中國提供了另一種角度。

六月二十八日，貴州甕安縣一位十七歲少女的死亡，引發了一場大規模群眾性的騷亂，憤怒的人群燒毀了警車，衝擊了公安局與縣政府。人們相信，這個縣三中的女生，並非僅僅死於溺水，其中另含隱情，它明顯涉及了地區權貴部門的包庇。

騷亂震驚了世界。中國政府正急於給世界呈現自己的嶄新形象，不遺餘力舉辦歷史上規模最宏大的奧運會，以展示取得的繁榮與進步；汶川地震激起的同情與悲情，則遮蔽了人們之前對它的懷疑與指責，這個國家的內部似乎也達成了一種暫時的諧調。

但這場騷亂無情地表明了這一現實，中國社會的內部矛盾正不斷惡化。人們集結街頭，既是對於死者的同情，更是長期積鬱不滿的宣洩。如果你在中國的中小縣城旅行，會輕易的發現，地方政府與公眾之間，正像硬幣的正反兩面，一面是傲慢，另一面則是偏見，對於對方都保持著強烈的不信任。對於公眾來說，政府的一切語言和行為都是虛假和自私的，而對於政府來說，這樣一群缺乏教育的盲眾不值得被認真對待，官員們的首要目的是讓上級滿意。

而在中國的政治生態中，由於政權的合法性建立於暴力革命而非選舉之上，政府與公眾之間被堵塞了正常的交流渠道，它帶有一種天然的脆弱性與緊張感。

所以，穩定是壓倒性的政治目的，地方官員最重要的政治成就是保持穩定。同時，人們對於穩定的理解又是如此的偏狹——人們在思想與行動上保持一致，沒有差異與爭論。這經常導致了官員用高壓的方式來對待任何不滿。在面對壓力時，公眾一開始因為無力而忍讓，但當長期積累的憤怒決堤時，它經常是澎湃而不可控制的。

這一思維與情緒在甕安事件中，得到了再好不過的反映。一開始，地方政府部門漠視死亡少女李樹芬家人的請求，並用傲慢和暴力來對待他們；而公眾相信，政府公布的調查必然是假象，不值得信任，況且，長期以來，他們對於地方政府的粗暴早已埋下了積怨；當公眾表示自己的不滿時，官員們的習慣性反應是壓制事態，以免影響自己的仕途；壓制沒有成功，反而激起更多的憤怒時，而公眾由於長期沒有表達的渠道，唯有通過焚燒和暴力行為來發洩。

這時，更高一級的省政府出面了，它一方面要平息民眾的情緒，所以在不到十天內，十七歲少女的屍體被第三次解剖，以提供更權威的報告，同時開始解除低級官員的職務，並進而查處群眾騷亂背後的「黑惡勢力」——「不力官員」和「黑惡勢力」可以成為某種替罪羊。

而中央政府，一方面長期因長久的僵化體制，而失去了對於社會情緒的真實理解與判斷，另一方面，則由於對於權力基礎的憂慮，自身政治信念的喪失，又經常對於公眾情緒過度敏感。而且，它也受困於與地方政府間的權力爭奪。所以，當這一事件發生時，它很願意通過懲罰低級官員，而贏得民意。

緊接著在七月一日，一名年輕人用一把短刀，闖入上海市閘北區公安分局，連續捅傷九名警察和一名保安，最終造成了六人死亡。這則新聞激起的最初社會反應，不是憤怒與震驚，而是荒誕。代表國家暴力機器的公安局，竟如此不堪一擊。這種權力制度下成長的個人，竟然如此脆弱。

我們該怎樣看待兩樁新聞事件？僅僅從中看到一個政權衰退期的荒誕與脆弱嗎？這種嘲諷性的言論已四處瀰漫，很多人已迅速而鮮明的表明自己的立場，支援貴州甕安的民眾，對於政府表示憤慨，並且大聲呼籲唯有民主才能解決問題。

但除此之外，我期待人們能夠看到這個國家面臨的更深層困境。我們的國家逐漸變成了傲慢的權力，和偏見的民眾的結合體。它們都在一刻不停的製造情感與理性上的荒漠。在這片荒漠上，人們無法公正的思考，有理性的分析，富有情感的理解他人……人們拼命表達自己的主張與憤怒，卻很少自省。

這個問題是如此複雜，我們需要很多代人的努力來緩慢的解決，而且很顯然，沒有任何速效藥片可以服用。但或許有一點是所有努力的前提，那就是要誠實的面對現有的困境，首先打破整個社會對於「和諧」和「穩定」的錯誤理解。

我記得一個關於足球和橄欖球的政治比喻。足球是紳士的流氓遊戲，運動員們在場上斯文的比拼，但在場下足球流氓們卻大打出手；而橄欖球，運動員在場上野蠻衝撞，觀眾們從不發生衝突。我想一個良性的政治生活應該像是橄欖球比賽吧，我們可以公開辯論上、媒體上、權力爭奪中，展示所有的不同和衝突，然後尋找到某種妥協的答案，但日常生活可以獲得正常。否則，就會像是此刻中國社會，在官員們的講話中、媒體上，我們看到的都是和諧與穩定，人們的意見似乎高度一致，但在真實的生活世界，卻一直在醞釀著驚濤駭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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