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人們的團結與溫暖，更是對一個機能失調社會的清算。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唐家山堰塞湖的命運仍懸在人們的心頭時，暴雨襲擊了南方中國，十二個省市超過九百萬人泡在雨水裏，道路、房屋、橋樑被沖垮，截至五月三十一日時，已有九十三人死亡。

六月一日下午，我翻閱當天的《明報》，看到的是一個災難不斷的中國，昔日的陰影和今日的苦痛，不可控的自然力和人為的傷害交織在一起。

A1版是關於「天安門母親」的報道。一頭白髮的丁子霖雙臂抱在胸前，目光淡然卻堅定，她身後的白牆上懸掛的木匾上刻著胡適的名言：寧鳴而生，不默而死。七十二歲的丁子霖是過去十九年中國最著名與堅強的公民。自從她十七歲的兒子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夜晚倒在了復外大街的一座花壇旁後，她成了追求真相與公正的象徵。她聯合同樣在這場國家悲劇中失去了子女的母親，不停的重申那些悲慘記憶，期待夭折少年人的命運被重新理解與對待。但是，十九年之後，她們的期待沒有成真，政府依舊保持著緘默與頑固，而新一代人已經成長起來，他們對此則既沒有記憶、又沒有感情。《明報》刊登了海外留學生在剛剛開通的「天安門母親網站」上的留言，其中據稱是「一個比你們的子女還要年輕的人」，他（或她）相信天安門事件中的死亡是必要的，因為它防止了中國像蘇聯那樣解體與衰落，而這些母親們則是「裏通外國」、「執迷不悟」的。

這篇短文名為《前蘇聯沒有六四》。我早已熟悉了網路上的憤怒青年們的狹隘、暴怒、缺乏邏輯與不負責任，但是，當這種對歷史的無知、拒絕了解真相的自以為是白紙黑字的呈現時，它仍讓我震驚。

丁子霖的困境可想而知。她的期待並未改變，但是中國社會已經改變。一股強大而盲目的民族主義潮流正在興起，它因與西方的摩擦和國內的災難，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當人們對自己的身份焦慮不安，或是在面對災難時感到脆弱時，與一個強大的力量達成一致，則成了最方便的選擇。尤其當這個力量擁有了「國家」與「民族」的名義時，這種選擇就更擁有了合法性。

但是，這種強大的力量，同時又是多麼脆弱。多年以來，用一個謊言來掩蓋另一個謊言，已經成為這個國家運轉的潤滑劑了。但不正視那些的謊言與錯誤，它們並不會自動消失，黑暗中的傷口會變成膿水，並侵蝕更多的健康肌體。

我忘不了那幅照片——綿竹市富新第二小學門前，家長們舉著自己孩子的照片，「天災不可違，人為最可恥」的標語赫然可見。災難最初，人們都會被自然的威力所震驚，搶救生命和悲痛感緊緊攫住人們的注意力。當這種情緒開始減弱時，災難所暴露出的問題，則將鮮明的顯現在人們眼前。

在一個脆弱時刻，人們更容易被表像所吸引，因為你願意安慰自己——事情沒那麼壞，它不是在變好嗎？我擔憂，中國政府在汶川地震中的表現，是否來自於真實的轉變。一個威權政府容易調動龐大的人力與物資展開一場行動，在這個被媒體支配的社會裏，如果它善於使用宣傳媒介，那麼它更可以達成一種讓人動情與信任的結果，因為它已擁有一種天然的情感支援，它來自於人在自然面前的脆弱。

但是，對於這個國家真正的挑戰，可能此刻才真正開始。五百萬人需要重新安置，大量的房屋要建設，商業要恢復，學校要開課，大量物資要分配，社區需要重新聚合……這些工作艱巨且緩慢，它需要管理的經驗、非政府組織的支援、它也不能再依靠於單一權力的指揮……

但是，每一個人、每一個政權、每一個民族，都生活在歷史的河流中。當遭遇挑戰時，他們所做出的反應，不是來自於此刻，而是來自於之前的積累的經驗。可以想見，中國官僚體系的傲慢與腐敗，民間組織的缺乏，專家經驗的缺席，還有人民在多年的愚民教育、生存壓力、價值混亂中所形成的鬆散，都將被暴露出來，這些因素將對整個重建提出嚴峻的考驗。

而這一切現狀，不都是與一九八九年的那場事件有著密切聯繫嗎？在那場讓丁子霖這樣的母親永生難忘的悲劇之後，中國社會開始迅速滑向庸俗化與物質主義，社會精英開始放棄了理想與原則，而政府與黨派則演變成一個純粹的利益團體。這個國家與社會的一切事務，都可以用來交換，包括代表未來的孩子們。校舍可以偷工減料，教育不是為了育人，而是為了專業化，人們不敬畏任何東西，只要它能帶來眼前的利益……

我們不指望這一切痼疾，因為一場地震就自然消失，這個國家就煥然一新。但是這場地震的確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了解此刻中國的切片，它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人們在災難面前的團結與溫暖，它更是對一個機能失調社會的一次清算。我們期待，這場災難能夠迫使我們重新思考自身，思考整個社會發展的邏輯。或許到了這樣一個時刻，我們要勇敢的品嚐自己釀成的苦果，揭開那些被遮蔽的瘡疤，那將是一種撕心裂肺的疼痛還有羞恥感，但正是這種羞恥與疼痛交織的情感，賦予我們一種變革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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