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自己在尋求認同道路上的挫折而憤怒，卻仍不知道如何贏得認同。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這家鋪著粉紅色桌布、名叫「君豪」的中餐廳就在羅馬火車站的對面。下午三點，生意冷冷清清，空氣裏飄蕩著閒散與倦怠，適宜午後閱讀。三月二十六日的《泰晤士報》的第十九版，銀白頭髮的專欄作家羅伊．哈特斯利正在討論英國的特性。又是身份的焦慮。在這個曾被人們熱烈迎接的「扁平的」﹑「無國界」的世界裏，人們對自己的身份卻變得前所未有的敏感，而曾被認定註定死亡的民族情緒、宗教熱忱不是式微，而是增強。

日本人在痛苦思索，他們的地理位置、歷史和文化是否使他們成為亞洲人，而他們的財富、民主制度和現代生活是否使他們成為西方人，伊朗一直被描述成「一個尋求自己特性的民族」，南非也在「尋求特性」……土耳其處於「獨特的特性危機」……俄羅斯處於「深刻的獨特性的危機」之中……

「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這樣的意識形態標籤不再起作用。被二十世紀的意識形態的爭端所壓迫的民族文化與情緒，也開始復甦。在很多地區，這種復甦伴隨著經濟增長而變得更加強烈。羅伊．哈特斯利發現，英國人也在加入這個潮流。「美國的小學生對公共建築上飄揚的國旗宣誓他們的服從，是因為美國是個年輕的國家，他們對自己的身份不確定。意大利的城市廣場充滿了英雄的雕像，是因為意大利僅僅『再次統一』了一百五十年……我們英國人不需要做出這種鮮明姿態，如果我們去照搬這些缺乏安全感的國家的行為，我們就會失去一些英國的實質特性。」

羅伊．哈特斯利相信「含蓄與矜持」是英國特性的一部分，事實上，他的寫作腔調，正是這種特性的再好不過的展現。他不急於去反對什麼，或是不容置疑的表明立場，他陳述、懷疑、試探性的給出結論，留出足夠的開放空間……

在這種「含蓄與矜持」背後，是對自己的深刻信心——我走在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原則，內心與外在言行，不需要因為別人的關注而改變。

在我閱讀這篇文章時，中國正因西藏與人權問題而成為西方媒體批評的中心，而最令中國敏感的不是西藏問題本身，而是它可能給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會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此刻的中國，是一個急於展現自己的國家，任何來自外界的質疑，都足以引發我們過度敏感的反應。

在過去的一個半月裏，我目睹著這種敏感怎樣上升到一個又一個新的高峰。在表面喧鬧的語言衝突之下，是一種深刻的認同危機。西方世界無法猜想，這樣一個龐大的、在制度上他們無法認同、在文化上仍舊陌生的國家的迅速崛起，將給他們熟悉的國際體系帶來怎樣不確定的影響。他們接受戰後日本，因為它是在美國的幫助下重建的，他們不恐懼此刻的印度，是因為印度擁有一個醒目的「民主」標籤。但此刻的中國，是如此不同，在漫長的歷史中，它既引人遐想，卻永遠讓人難以理解。

而中國則為自己在尋求認同道路上的挫折，而倍感憤怒。這個國家經常為自己的五千年歷史驕傲，為自己在人類文明的歷史中曾扮演的輝煌角色而自豪，但這些根深蒂固的驕傲，則在過去一百五十年遭遇到嚴重的羞辱，驕傲有多麼鮮明，這羞辱就更顯劇烈。

中國承接的是這雙重遺產。由於一次次社會動盪、大規模的破壞與遺忘，中國令人驕傲的傳統早已變得模糊，以至於中國人今天難以從中獲取參照與力量，更不容擁有與歷史傳統相匹配的沉著與鎮定。

所以，被羞辱的記憶就更突顯出來，急於讓那些曾經羞辱過我們的國家，承認我們的強大，變成了我們所有神經中最敏感的一根。

持續了三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給予了中國新的自信。在這一輪「中國熱」中，中國被描繪成世界上最富潛力的市場，最大的生產基地……成長的經濟力量賦予中國人一種新的自信與不切實際的驕傲。

中國媒體上「如何從經濟大國演變成政治與文化大國」的論調此起彼伏；論語、周易乃至三國演義的帝王術，似乎都再次變成「中國智慧」——不僅對中國而且對世界文明具有重要價值。蜂擁到世界各地的中國遊客發現，倫敦的房子太舊、白金漢宮怎麼能與故宮相比，曼哈頓的高樓大廈比不上上海陸家嘴的金融中心，美國人真笨竟然搞不清天津在哪兒，柏林的購物中心根本就不夠大、營業時間也不夠長……

但他們身上卻看不出令人欣賞的品格，中國社會顯得生機勃勃，卻沒有讓人心生嚮往的魅力。我記得撒切爾（戴卓爾）夫人多年前就對所謂的「中國威脅論」不以為意——「他們輸出的是電視機、微波爐和鞋子，而不是價值觀」。但是，一個對世界缺乏了解的中國，卻以為她所過分重視的物質成就，將給他們帶來她所渴望的其他承認與尊重。

於是，中國變得憤怒異常，既是對長期遭遇的不公的再一次抱怨，更是面前面臨的深刻的身份焦慮——我們不知道如何給予自己以確認，也不知道如何贏得別人的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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