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制定的遊戲規則正在走向終結。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一陣濃煙突然在繁華城市中升起。這是五月五日的上午九點十五分左右的上海黃興路，八四二路汽車發生了爆炸。這則造成三死十二傷的新聞，是我通過兩位朋友發來的手機短信得知的，在簡短的消息之後，他們都不忘加上一句「具體原因不明，雖然官方說是自燃」。

這則短短的、可能很快被遺忘的新聞，是理解此刻中國社會的一個有趣切片。一方面，人們已開始普遍性的擔憂社會不安定正在迅速增加，甚至恐怖主義也不再是個遙遠的概念。另一方面，「雖然」這個詞再恰當又無奈的流露出公眾對於政府的態度——它經常不值得相信。

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經常像是中國的孤島，它們繁榮、刺激，而且安全。這裏有完備的警察系統，住著很多大人物，罪犯們也沒囂張到與政府公然作對。但偶爾一些時期，流言和恐懼對影響到城市的居民。我記得一九九零年代中後期，北京的居民頗是擔憂了一陣被利器敲擊到後腦，據說那是一群東北的反社會人士所為，還有在春節前，人們普遍對錢包看得更緊。而廣州的居民則對砍手黨和飛車黨心有餘悸，廣州火車站經常被描繪成一個混亂之地。這種恐懼，很大程度上是緣於對大批湧入城市的外來人口的不信任，和對中國社會日益增強的貧富差距的不安。一座座新建的小區，用高牆和巡邏的保安將陌生人阻擋在外，也將住戶隔離在城市的節奏與呼吸之外，獲得一種虛假的安全感。

這種繁榮與焦慮的並存，或許是一九八九年後的中國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它與中國政府的戰略與政策緊密相關。經由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席捲中國和半個世界的動盪之後，中國政府從蘇聯的崩潰中獲取了經驗。政治改革不能先於經濟改革，同時要保持經濟上的繁榮，它對維繫社會最為關鍵；另外，蘇聯咄咄逼人的軍事擴張（入侵阿富汗），也加速了政權的擴張。

所以，政府與公眾進行了一場交易。前者讓出部分的經濟空間，公眾可以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同時，統治精英的範圍也逐步闊大，只要沒有立場上的對峙，就可能被歸入其中。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色彩迅速消散，越來越變成了單純依靠利益來維繫的團體。

而在對外政策上，中國用「韜光養晦」來規範自己。政府的外交政策再清晰不過了，一切都是為國內的經濟發展創造條件——它要從全世界尋找資金、資源和市場。而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來說，儘管外部世界的貨物與觀念不斷的湧入，但是它們可能並未激發起人們了解外部的好奇心，對昔日政治創傷的記憶和對此刻物質增長的過分追逐閉塞了他們的頭腦，他們幾乎依靠一種本能式的心理在擴張——房子可以更大、汽車更閃亮、地位可以更高、享受可以更豐富……被壓抑了很多的物質熱情，得以猛烈爆發，在這種爆發過程中，公眾可以暫時忘卻其他欲望，而政權獲得了暫時穩定。

儘管社會矛盾在不斷積累，但是比起歷史上經常性的動盪，過去十八年的中國的確稱得上穩定與繁榮。人們的注意力被某種既真實又虛假的東西吸引，而忘卻了別的感受。就像二零零六年尾的幾個月裏，人們對股票熱情達到了沸點，社會變得特別安寧，甚至連犯罪率都有所降低，因為人人都在盯著股價的顯示牌。

但是，人們經常忘記，這條道路蘊涵的挑戰。它必須要求這種經濟高增長能夠一直持續下去。那就意味著，中國能夠繼續源源不斷地吸引來自世界的資金、資源，其他各國仍願意敞開市場，而且世界格局繼續保持某種穩定，不出現重大的變故。

但是，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已不同於一九九零年的中國。那時中國生產的石油不僅足以自給，還可出口。但現在，中國需要到中東、非洲、拉丁美洲去尋找石油，到澳大利亞進口鐵礦石，到亞馬遜去尋找木材，然後將made in China的產品賣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如果誰對這一史詩性過程感興趣，詹姆斯·金奇的《China Shakes World》值得一讀。這也意味著，物質追求不再是個內部遊戲，它會給別的國家帶來機會，也可能搶奪他們的機會與資源。同時，因為一直拒絕政治改革與對公共空間的擠壓，中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充滿了權力的陰影。今日中國面臨的環境危機、人道危機，都與這種經濟發展模式緊密相互。更關鍵的，誰還能夠保證外部世界依舊能夠慷慨地給你提供一切所需的發展條件？

此刻的歐洲與美國用「新的殖民者」來指責中國，顯然充滿了老式殖民者的虛偽。但毋庸置疑的是，中國越來越深入地捲入世界事務，而且中國體積已經很龐大，她的無意識動作，可能足以讓別國吃不消。也因此，中國將招致越來越多批評，甚至直接的攻擊。

人們對上海公共汽車爆炸事件表現出高度關注，不正是在潛意識裏擔憂，這可能是今後恐怖行動的預演？奧運火炬在傳遞過程中發生的衝突，不都讓很多中國人感覺到中國陷於某種陰謀的包圍中。而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數民族問題，則因為這種國際力量的介入，而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在某種意義上，中國有可能會進入一個更為動盪的時期。它在一九八九年之後制定的遊戲規則正在走向終結。中國既不得不對其社會內部進行重新思考，同樣的，她還要重新思考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多年以來，我們過分麻痹了自己，殊不知，問題可能被暫時迴避，卻不會自動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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