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北京比作柏林，表現了西方對中國的憂慮，也緩解了西方為經濟而放棄道德所產生的焦慮。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是《中國紀事》。

即使我早已聽說專欄作家邁克爾·波蒂略（Michael Portillo）前不久在《泰晤士報》的著名類比——二零零八年的北京與一九三六年的柏林，但當我在互聯網上第一次完整讀到它，開頭的兩句話，仍讓我吃了一驚：

「當美國黑人運動員傑西·歐文斯贏得四塊金牌時，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一九三六年的柏林奧運會作為展示納粹德國的欣喜，瞬間變成了暴怒。想必中國領導人正疑惑，上演北京奧運會將給他帶來更多的讚美還是譴責。」

這位有著漫長政治生涯的昔日保守黨元老和今日勤奮的媒體人，想必也能猜測出它可能引發的喧鬧。況且他還使用了那麼一個直截了當的題目《西藏：西方可以利用奧運會作為對抗北京的武器》。

西藏抗議與奧運會火炬傳遞，這兩個相互交織的事件，在過去一個月中越演越烈，捲入的公衆與政治人物也越來越多。最新消息是，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在不斷追問的質疑中，宣布放棄出席北京奧運會的開幕式，而一向拒絕做出正面回應的國際奧會主席羅格也加入了批評中國人權問題的合聲中。

但在所有此起彼伏、未來仍將不斷出現的批評聲中，波蒂略的聲音仍獨樹一幟。我尚不知八月底才結束的賽事，將以何種方式收尾，中國未來的軌跡是否因此發生改變，但毫無疑問，波蒂略的類比很有可能被視作西方對中國態度的一個轉捩點。未來十年，對於中國的深刻憂慮、猜忌甚至敵視，將成為西方世界越來越強烈的情緒。

人們鍾愛想像多於現實，喜歡類比多於分析。當亞洲四小龍興起時，人們說它們就像四個小號的日本；美國軍隊在二零零三年進軍伊拉克，人們不斷談論的是它是否會變成另一場越南戰爭；當迪拜建造起那些絢目的摩天大樓，人們說它可能變成中東的香港；當普京以鐵腕重新塑造俄羅斯時，人們將他列入彼得大帝、葉卡特琳娜女皇的序列……將此刻的事物，與過去的情景、或是平行的事物，聯繫起來時，人們可以獲得理解的連續感與整體感，但是，人們也經常被表像迷惑，忽略事物內在的複雜性，在貼上一個標籤後，沉浸在自以為是的理解中。

中國總是被貼上各種標籤，她歷史太悠久、疆域太廣闊、人口太衆多，昔日與今日、平行與縱向的問題交雜在一起，光明與缺陷，都因十三億的人口基數而被迅速放大。她既像個太陽，又像個黑洞。也因此她激起旁觀者複雜的情感，他們對此既讚歎又恐懼，既試圖接近又擔心被改變……

且不論過去五百年中，中國形象在西方視野中的形象的劇烈變化，即使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的形象都曾發生戲劇性改變。一直到一九八九年之前，中國仍是一個被貼上「市場」標籤的社會主義國家，代表著與蘇聯不同的道路，是西方世界的潛在盟友。在天安門廣場徹底打破了這一切後，中國又變成了一個典型的共產主義傳統與王朝傳統共同造就的暴政國家， 市場改革並沒有改變她的本質，《紐約時報》的一位專欄作家發明了「市場列寧體制」來形容她。

也是在九十年代初，將中國比作二十世紀初德國的說法，開始明確的出現。那也是一場數位遊戲的結果，在一九九三年世界銀行一次重估國家經濟實力的調查中，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這引發了一系列的驚歎和恐慌。中國開始從人們眼中的貧窮落後，變成了新興的超級大國。此時冷戰已經終結，中國不再被置放於意識形態的陣營，而是大國興衰的歷史框架中。中國的崛起，被視作二十世紀的德國與日本的崛起，新興大國將打破原有的國際秩序，並很可能引發嚴重的衝突。

但也在此刻，中國進入了經濟增長的新一輪高峰，這個全球最大的市場開始迅速成熟。於是，在過去的十五年中，對西方世界而言，它一方面被中國市場所誘惑，這裏彷彿又變成了馬可·波羅筆下的黃金之國；但另一方面，它對中國的懷疑、憂慮，從未消失。因為它未曾真正試圖理解這個國家的複雜性，因此在兩種極端情緒中搖擺。在大部分時刻，做生意的慾望超越了其他，所以關於中國經濟奇蹟、世界工廠的報道充斥了西方的主流媒體。但是潛在的恐懼、與為了達成生意而放棄自認的道德原則所產生的焦慮，卻一直在逐漸積累著，這兩者對西方世界的內心不斷產生著折磨。

再沒有西藏與奧運這相互交織的命題，更適宜於西方世界釋放這長期積累的焦慮感了。將北京比作柏林，則既表現了對中國崛起的擔憂，又緩解了自身利益可能一直持有的「綏靖政策」的道德焦慮。

但這又是多麼不恰當的類比。中國面臨著種種挑戰，內部也蘊涵各種醜陋，但很大程度上，她仍遵循著自身的發展邏輯。在未來的幾十年中，中國將深深為其內在矛盾所困擾，況且，中國政權的強大性，往往是對內的壓制，而不是對外的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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