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黨再輪替，緊接著又有博鰲論壇的「胡蕭會」，這乃是兩岸六十年來最高實質領導層的互動。在大家都被「兩國論」和「台獨論」搞得疲憊不堪，對立嚴重的此刻，「胡蕭會」自然份外受人期待，而「胡蕭會」也的確不負重望，不但在兩岸的氣氛上「融冰」，各種實質的開展也都有承諾。胡錦濤談到「抓住難得的歷史機會，共同面對挑戰，切實加強合作，努力共創雙贏」；而蕭萬長所說「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肯定在可見的未來將發揮極大的引導作用。

兩岸自零五年連戰訪問北京後，國共雙方即互動密切，只是因為國民黨在野，一切互動只是在蓄勢。而今國民黨再獲執政權，過去的蓄勢自然有了爆發的機會。當未來兩岸不再有間歇性的挑釁，不必被搞得精神緊張，諸如「直航」、「陸客觀光」、「人民幣兌換」、「陸資開放」等自然都可樂觀地一一實現。

不過，儘管人們普遍對「胡蕭會」覺得滿意，也對未來感到樂觀，但我們卻也不能太過一廂情願。因為當今的滿意與樂觀，所針對的乃是過去民進黨造成的失望與悲觀，因此這種樂觀是相對的，也是短暫的；如果兩岸在增進實質關係的過程中出現較大的爭端，如陸客觀光出現爭執或圍毆；大陸人持續增加對台灣某些人造成威脅與刺激；或一旦陸資進入，拉高了物價房價或造成股市震動起伏，這時樂觀的氣氛很容易就出現質變。而且我們也不能疏忽，兩岸問題其實也和美國日本脫離不了干係，美日也從不掩飾它們反對兩岸太過接近的立場。零五年連戰出訪後，國民黨即受到了美國的警告性關切。在美日壓力下，將來因台灣重要人物講話或動作出了問題而使雙方疑忌加深，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我們不能忘了「反共」、「蔑共」、「挾美制中」、「挾日制中」這可都是包括國民黨在內的所有政黨過去之習慣。兩岸關係脆弱的程度超過了人們的想像。

維持現狀就是無方向

而這些「反共」、「蔑共」、「挾美制中」、「挾日制中」的習慣，其實又和過去的「統」、「獨」意識有著密切關係。「統」是過去正統觀念加上民族主義延伸而成；而「獨」則和四九年後的冷戰形勢和殖民經驗有關，我們也不能否認，國民黨過去在「反共」階段裏所強調的「恨共」、「蔑共」，也被轉化成「獨」的核心要素之一。「獨」在李登輝「兩國論」和陳水扁「台獨論」階段的十多年裏，已儼然成了最具支配性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包裹了台灣的省籍、恨共、愛台等元素，而成了一種具有「擬道德性」的民粹主義。面對這種強勢、排他，而又充滿虛偽道德性的意識形態，國民黨完全無力招架，甚至連說「不」都畏懼得不敢出口，於是那邊「台灣主體性」，它就「台灣優先」；那邊「愛台」，它就「我也愛台」，甚至還有「愛台十二項建設」；那邊「入聯」，它就「返聯」。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國民黨面對所謂的「台獨論述」，在思想上完全無力也不敢反抗，而只是隨著民進黨的指揮棒跳著動作完全一樣，只是舞衣略有不同的舞蹈而已。曾經有人形容這種思想戰是「打爛仗」，當一個人不敢和對方打規規矩矩的仗，他就一把抱住對方在泥巴裏拉扯，扯到雙方都泥漿滿身，誰是誰已完全分不清楚。

因此，國民黨由「終極統一論」擺到「台獨選項論」，現在則停留在「不統不獨不武」和「擱置爭議」。這兩點其實就是「維持現狀」，也是種「無方向」，它比正牌台獨的「錯方向」當然好一點。但不敢提方向以免被罵，最後選擇「無方向」——可以避開一切問題的「最安全」位置，這不是很可悲嗎？國民黨在許多問題上都喜歡找最安全的位置，這只不過是一例而已。

「不統不獨不武」和「擱置爭議」，在選舉時可能是最安全的政見，但這種安全，其實是不可能長久的。因為「台獨論述」早已在無抵擋下行之十餘年，它的語彙和行為不但左右了獨派之人，也同樣潛移默化到國民黨自己和台灣的媒體，並因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看待事情的方法：在許多瑣碎細節上特別喜歡放大。例如蕭萬長抵博鰲為什麼沒有紅地毯？為什麼沒有機場講話？為什麼沒有群衆像歡迎連戰一樣歡迎？蕭坐第幾排？這種文章可以一直作下去，例如蕭去了博鰲之後，下次能不能參加亞太峰會？北京那邊的「海協會」將來是陳雲林，而台灣對口的「海基會」則是江丙坤。陳雲林最大只做到國台辦主任和黨的中央委員；而江則是國民黨副主席，也做過立法院副院長和經建會主委，因此這是「矮化」，是「不對等」。這種寓有「統」「獨」意含的「矮化論」，在台灣早已成一種由於制約久了而變得非常本能的反應模式。只要一有兩岸互動，這種「矮化論」甚至更激烈的「打壓論」就會出現。

因此，「不統不獨不武」及「擱置爭議」其實是不可能的。研究近代哲學的都當知道，一組意識形態其實就是一套「談問題的方法」（problematology），它會形成一串概念、語彙、象徵及語法邏輯。它設定了問題意識，也設定了面對問題的方向。台灣特別喜歡說「矮化論」和「打壓論」這乃是原因。這也意謂著爭議是不可能被「擱置」的。「擱置爭議」只不過是為了選舉求安全而說的「選舉語言」，它等於是埋首沙中的鴕鳥，假裝看不到問題。但假裝看不到並不意謂它就此消失。這也就是說國民黨目前初勝，兩岸關係的噪音還小，但除非國民黨發展出自己談兩岸問題的方法，即所謂國民黨自己的「兩岸論述」，否則台灣被「台獨論述」糾纏仍難避免。爭議是不可能「擱置」的，它只能被新的思維所「代替」、「超越」。哈佛大學教授威廉·尤瑞（William Ury）在近著《說不的力量》裏指出，人們經常會因為畏懼、怯懦和鄉愿，對不同意的意見附和、抄襲或緘默。這種人永遠被牽著鼻子，除非找回自己的信仰價值，清楚地說「不」，並說出自己的「是」，否則是不可能終極成功的。我們對國民黨應有這樣的期許——它現在已取得政權，有足夠籌碼來實現自己的想法，應該到了它不再追隨別人指揮棒而型塑出自己的兩岸論述的時候了。

而同樣的問題對北京不也相同？過去十餘年，由於「兩國論」及「台獨論」干擾著兩岸關係，特別是陳水扁那種挑釁式的「台獨論」最造成困擾。因此，由「反國家分裂法」開始，「反獨不促統」遂成了北京兩岸思維的主軸。但「反獨不促統」其實只是一種被動的，因應挑釁式的「台獨論」的短程策略。而今台灣政權輪替，「麻煩製造者」的台獨已不再有政權作為支撐，這已意謂過去「反獨」這個主要目標已變為次要目標。早前胡錦濤在兩會期間發表了向獨派人士伸出橄欖枝的談話，即是「反獨」次要化的表示。那麼，當「反獨」已告次要化後，北京的新主要目標又是什麼呢？只是加強兩岸實質關係，就和國民黨「擱置爭議」，加強實質關係一樣，都欠缺了方向性，而一旦沒有方向性，繼續存在著的「統」「獨」意識，就會不定時的視情況而爆發，影響到兩岸實質關係的開展。這也意謂著國民黨固然已需要有自己的兩岸新論述，北京也同樣必須要有「反獨不促統」之外的積極新論述。如何透過兩岸高層互動，讓雙方的新論述合轍同軌，遂成了讓兩岸長治久安的真正不二法門。這時候，一種更積極的歷史觀，把人看成是創造歷史的「主角」（Agent）的觀念也就可以進入日程表了。

創雙贏為世界立榜樣

如果我們回顧過去的兩岸歷史，就當體會到，由於中國長期積弱，除了本身的落後外，再加上列強的不斷侵略和扭曲，中國及台灣過去的歷史都千瘡百孔。不只台灣有悲情，中國大陸的悲情不知勝過台灣多少倍。以一種歷史哲學的觀點來說，那就是過去的歷史由於列強的干擾和我們本身的落後，我們都成了惡劣的歷史作者，兩岸歷史也因而寫得七零八落，滿目瘡痍。

然而，台灣經過戰後長期的努力，中國大陸迄至今年也已經改革開放三十年，成果非凡。這已意味著當今兩岸的狀況，乃是過去三百年來最好的時刻。現在顯然已到了兩岸開始能夠以「歷史主角」這種角色來重寫未來史的時候了。我們重寫未來史，不是只為了我們自己或後代子孫，還有替世界立榜樣的作用——當今世界，有多少國家還在走著中國過去那種被列強侵略、挑撥分化、同胞鬩牆、族群相殺的老路？這些國家的歷史書寫主角都不是自己，他們只是代理性的道具而已。如果兩岸能共創雙贏，不只是「利」上的雙贏，還必須是「義」上的雙贏，這對全世界是多大的示範！

因此，在台灣政權輪替和「胡蕭會」之後，兩岸在「利」上的關係如「直航」、「陸客觀光」、「陸資入台」等已可樂觀以待，的確到了雙方以更大視野、更長程的目標來設定新的兩岸論述的時候了。這將是個細膩、複雜，要有許多決斷、容忍、慷慨，始有可能成就的歷史事業。「統」「獨」都是對立時代的產物，它不可能被「擱置」，只能被「超越」，而先決及終極的要件，即是兩岸要以「非敵對性的兄弟關係」來重新自我定位和相互定位。

對台灣而言，最難的乃是它必須揚棄過去長期以來受到國共內戰及國際冷戰所形成的「反共」、「蔑共」、「聯美制中」這套早已建制化了的思想及行為模式；不能像以前一樣將希望寄託在中美中日的衝突對立上，而要以決斷脫離冷戰圍堵而被別人設定的島鏈之一環。為了營造這種氣氛，雙方都有太多困難要克服；而對北京而言，由近代國際政體，理應了解到從行省、聯邦、邦聯、國協（獨聯體）到完全獨立的國家，兩岸的未來肯定不是「統」或「獨」這種簡化而極端的選項，而必須是那長長光譜裏的一種創造性的新選項。到了這個時候，也就是兩岸攜手合寫未來史所劃下的美好句點。根據辯證理性，兩岸未來的最好可能理應是「不統不獨，既統又獨，獨中有統，統中有獨」，這不是文字遊戲，而是一種可能性的開創。

台灣過去三年裏，民進黨在縣市長、立委以及總統大選上已「連三敗」。這三次選舉它都把「台獨論」唱到最高點，但卻越敗越多。雖然貪腐無能是它最主要的敗因，但「台獨論」的無路可走也同樣是個主因。這也顯示出台灣選民目前其實已出現了一種「政治無意識」，那就是由於尚未形成而顯得朦朧的對兩岸新關係的企望。無論台北或北京都宜體會台灣選民的這種不明言心情，用更有器識、更有智慧的想像，去對兩岸的雙贏作出新論述。它不只是「利」而已，還必須要有「義」的思維在內。德國文豪歌德有次看到來自中國的銀杏樹，對它那二裂葉覺得奇妙無比，因而寫下《二裂葉銀杏》一詩，對一而二、二而一的事物辯證性做了很動人的抒發。而這不正是兩岸關係的最好譬喻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