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第一本全面講述香港的英文新書，進入歷史的街巷，尋找失落在旺角、石塘咀、灣仔的香港故事，希望告訴國際社會一個更真實的香港。

香港的故事，似乎總也說不完。這座深藍海水包圍的小島，映照著周遭世界的風雲變幻，顯得金光四射，卻又永遠面目模糊。學者李歐梵將香港稱之為「city between worlds」。六十九歲的李歐梵曾任哈佛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零四年退休後任香港中文大學人文學科教授，一路從台北到美國，最終定居香港，迷住他的，正是這裏的獨特魅力。

四月二十六日，李歐梵第一本全面寫香港的英文新書在商務印書館發布，書名就是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我的香港：在世界之間》（暫譯）。厚厚硬硬的一本，三百二十二頁，用漫游的方式，帶讀者從中環到山頂，從港島到九龍，從現代化高樓走進歷史街巷，尋找失落在旺角、石塘咀、灣仔的香港故事。李歐梵說：「張愛玲寫《傾城之戀》時說，關於香港的小說，都是她為上海人寫的。我也大膽說一句，這本香港的書，是我為外國人寫的，希望告訴外國人一個更真實的香港。」

新書封面，是維多利亞港灣的璀璨燈火。李歐梵說：「在西方，香港形象只有兩種，一種是媒體常見的，香港完蛋啦，香港的金融、政治啦，沒有人把住在香港裏面的人民的感覺講出來；另一種是學術型的，但很多讀者都不看。」「我要用真實的香港，來挑戰西方理論家的理論。」

應哈佛大學出版社之約寫作的這本書，用英文完成，發布會卻堅持兩文三語。說一遍英文，李歐梵會自己翻譯成普通話，回答本地居民提問時則堅持講粵語。「讓我露一手」，他笑著說。台下讀者大聲肯定：「講得還過得去！」

以下是李歐梵的專訪摘要：

這本書你寫了多久？具體的寫作狀態是怎樣的？

前後一共寫了六個月。開始是哈佛出版社邀請，讓我寫一本導遊式的香港文化史，不能用學術、理論名詞，是為二零零八年奧運會的美國遊客寫的。起先我覺得很容易，就以散文的方式寫，在寫的過程中才發現，既然要寫文化史，就要查閱大量英文、中文資料，然後把心目中的香港一點一點寫出來。二零零六年第一稿就寫好，我把書稿寄給他們，沒想到審稿非常非常嚴格。原先書裏有一大段張愛玲，編輯說這些在《上海摩登》也寫了，何必再寫呢，全部删掉。編輯幫我改了很多地方，最後把我的書稿的三分之一去掉了。我看到嚇了一跳，很恐慌，一生從來沒有經歷過這種恐慌。為了編輯這樣的認真，我又花三個多月，用心寫，把他們所有意見放進去。這三個月我每天早上六點起來，只要不上課，從早寫到下午四五點，寫完後，我跟老婆說我身體虧了，真是心力交瘁。我從來沒有用英文寫過這樣一本書，要有內容、有深度，又要平易近人，不學術。

你不是香港人，但說覺得自己對香港有承擔，這情結從哪裏來？

有積極的和消極的兩面。消極的很容易理解，我可以去台灣，可以留在美國，但在美生活了三十多年，現在反而有點反美；台灣是我一半的故鄉，民進黨卻把我當作外人，「你是外人就不能愛台灣」；我反對這種兩分法，所以離台灣也疏離了，自然就落地在香港。積極的一面是，我覺得自己一生都在追求邊緣，所謂的邊緣是不願意把自己作為一個中心，即使自己在中心，也要想成是邊緣。一九九八年，人們都離開香港的時候我回來了，香港無論在地理還是文化基本都是邊緣狀態，這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歐洲的邊緣我也很喜歡，比如荷蘭，它在德國邊緣，語言有一半是德文；比如布拉格，太有意思了，是我最崇拜的城市，它在俄國的邊緣，也在西方的邊緣，但是昆德拉自己說捷克是中歐，我喜歡這樣的。如果讓我畫一個心靈的文化地圖，我可以說，香港就是中心，因為它處在幾個不同的邊緣，中國的，台灣的，東南亞的，更不要說中西方的。這一點，台灣做不到，中國更做不到，這是香港最寶貴的。香港回歸之後，這感覺在弱化，我覺得很可惜。香港和大陸最好的關係，應該是動態關係，是一個不完全從民族主義為出發點的關係，就像愛情，要慢慢培養。即使是嫁出很久的女兒，回娘家也不能照老規矩，要慢慢適應。

在序言裏你提到，作為一個外來者，對香港有更強烈和敏感的愛的感受，但過了這麼長時間，這感受會變化嗎？

我看得越多，批評得越厲害。寫書之前，香港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因為寫這本書才去，逼著自己和香港人交談、吃東西、看很多書。我覺得現在要是再寫又會不同，包括這本書，我也許會重寫中文版。中文版批判性會更強、更仔細，而且把歷史的東西更多拿回來。我想呈現一個和官方宣傳不同的香港，「動感之都」，真正的動感應該是文化的動感。

你希望補充哪些內容？

比如歷史。以前我們可以看到的香港史著作，大多是英國人寫的，其實很多都是由上而下的視角，是殖民主義的視角，我要批判這樣的殖民史。華人知識分子也在寫，但是寫得很零散，百分之八十是學術，百分之二十是掌故，沒有故事講。也許香港早年的人都是苦工，不識字，無法發聲，所以形成一個沉默的香港。後來知識分子開始為他們說話了，但目前所做的還只是把一些掌故說出來，沒有把一個中西交流的背後的意識形態做出來。二十年代、五十年代、七十年代的香港都是最有意思的，各路英雄都在，我還期待看到這樣的多元的政治小說呢。

不過你說到的那幾個年代，永遠都不會再重現了，是被告別的香港。

我們可以不停地告別歷史，但是對於歷史的陰魂要抓住不放。我覺得我們現在做的就是招魂的工作。從班雅明的理論延伸出來，這些跡象、線索，不花功夫去重新整理、重新想像，是無法構成歷史的，每代人都不同。我最反對的是斷層，但中國偏偏是這樣，這一代反上一代，反了那麼多，有什麼建樹出來呢？我們都是在上一代的腳印下慢慢走出自己的路。我常常有種感覺，中國人對父母很孝道，但是真正對歷史的孝道卻沒有。這是最大諷刺，人越不管歷史，越看不清自己今天的樣子，只好做所謂的全球化的人。這方面長遠講我是很悲觀的，香港、中國，都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