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因六四槍響而拒絕踏入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他的著作卻風靡神州，播下中國文化風骨和現代知識人獨立精神的種子。他就是國學大師錢穆和歷史學家楊聯陞的弟子余英時。他最新文集《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在台灣出版，集中探討以道、維護道統為己任的知識人，從古代到現代如何維護中國文化獨立而獨特的內涵，如何以文化精神對抗政治暴戾。

二零零六年，余英時獲頒號稱人文社會學科諾貝爾獎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學術成就獲得國際肯定。消息傳出，海峽兩岸的知識界為之歡欣鼓舞。其獲獎演說也在《中國時報》和《南方週末》分別發表。

一九四九年離開中國之後，余英時只在一九七八年隨美國國務院的訪問團去過一趟大陸，由於抗議六四事件當局開槍屠殺學生，此後余英時拒絕踏入中國大陸。余英時的著作長期未能在中國出版。但他的文章與著作早在中國流傳，網絡出現後更是在網上廣泛傳播。直到二零零四年，北京三聯書店正式出版「余英時作品系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余英時文集》（基本囊括了余英時的全部學術著作，包括《士與中國文化》、《朱熹的歷史世界》、《方以智晚節考》、《戴震與章學誠》、《東漢生死觀》等），他才在中國大陸學術界登堂入室，並受到圖書市場和知識界的雙重肯定，「余英時熱」，蔚然成風。

七歲那年，抗戰爆發，余英時跟著伯父來到安徽潛山縣官莊鄉避難，在那裏一住就是九年。窮鄉僻壤的官莊鄉，幾乎與現代文化完全沒有接觸，一切都還保留著一百年前的習俗、傳統，只不過更衰落更貧困而已。人生非常重要的受教育年紀，這裏卻沒有當時中國已相當普及的現代學校，余英時只能上私塾，習誦《三字經》、《四書》、《古文觀止》，拜孔夫子的像和「天地君親師」的牌子。

可是，多年後，余英時回憶起潛山九年，卻認為那是一種特殊的幸運，是「個人生命史上一個很重要的階段」，因為「在前現代的社會和文化中度過童年和少年時代」，可以「親身體認到中國傳統的內在意義」。九年鄉居生活，讓余英時對傳統價值中合理而親切的部分，有了直接的體認、同情的了解。

那時發生的一件小事，讓多年後享譽國際史學界的余英時仍記憶猶新，視之為中國傳統文化原生價值嘗試接軌西方現代化的重要個案。

三八年的春節，即便是在戰亂的年歲，普通百姓家家過年依然延續著貼春聯、祭拜先人的習俗。余英時的伯父寫完應景的紅紙春聯，又莊重寫下「天地國親師」五個大字，貼在安放祖先牌位的廳堂中間牆上。伯父向他解釋，這五個字原來是「天地君親師」，不過現在已經沒有皇帝了，所以「君」字改成「國」字。一字之改，雖然整個價值系統的結構原封不動，但已顯露出傳統努力跟現代接壤的痕跡。

從一九四零年代開始，余英時就開始對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產生濃厚的興趣，受這段鄉村生活的影響顯而易見。當時的中國學術思想界，沉陷在實證主義和反傳統的模式中，任何看起來獨特的東西，都被解釋為以西方歷史發展為代表的文明進步的普遍模式的背離；而中國文化傳統各方面的研究，常常等同於譴責和控訴。具體的生活體驗讓人保持獨立思考的勇氣，與潮流拉開距離。余英時在香港師從錢穆成為新亞書院的第一屆畢業生，之後到美國讀研究院，教書、研究、著書，一生都傾注於研究中國文化傳統和中國思想史，深入思考思潮流變與社會轉型之間的幽微關聯，原生的傳統價值與外來文化碰撞後的挑戰與應戰。

應該說余英時的學術之路是健康而有建設性的，有助於為中國仍稚嫩的學術界提供典範。這當然跟他的生活體驗和「中學」教育背景有關，也跟他接受西方嚴格學術訓練、因而具備比較的視野密切相關。

在進入西方學術界之後，余英時發現他的外國同行同樣關注到的問題：整個二十世紀，包括印度、中國、波斯、以色列、希臘等幾支文化，毫無例外，都沒能創造出特別引人注目的新東西，足以與西方比美，無論就哲學、文學、科學或藝術而言，都是如此。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奇特的狀況呢？文化史家的解答大體上是一致的：整個二十世紀，這幾支文化在學術和思想上的主要努力都在於怎樣適應現代世界，怎樣對付西方的行動方式和思想形態。這導致對既有文化的不自信乃至嫌棄，繼而慌亂、病急亂投醫，始終不能冷靜、篤定地去整理、發現、發展自己文化中的核心價值。

跟他的老師錢穆不同，余英時很少直接宣講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更不與海外的新儒家為伍，而是把自己定位為歷史學者，志在研究「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思想、社會和文化變遷」，從而「盡可能辨識中國歷史變遷的獨特模式」。《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可謂是他集中討論中國文化價值內核的著作。

該書從各大文明的源頭上說起，在軸心時代形成的幾大文明（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各有自己的鮮明個性和內在活力，也就是各自的價值系統，這本就無所謂好壞，只有各自發展的高潮、低谷。其實道理簡單，就如每個人的性格不同，一個人的成長，不是說要長成同樣的類型，而是能趨利避害，在經驗和智慧上能進步，能面對種種困境和某些暫時的逆境。我們說有所堅持、不苟且對一個人來說是一種好的品格，同樣的道理，在一個民族、一種文化身上也適合。

余英時認為，現代化決不等於西化，而西化又有各種不同的層次，科技甚至制度層面的西化不必然會觸及一個文化的價值系統的核心部分。中國傳統的自我觀念只要稍加調整，仍可適用於現代的中國人。正如，在抗戰期間的鄉下，敬畏「天、地」，尊重「親、師」是普世價值、生活方式，而是「君」還是「國」，卻是可以選擇的。

正是在全球視野之下，我們明白，中國文化在這樣的近代化繼而是現代化轉型中不知所措的命運，並非孤立的個案，事實上有相當多的國家在二十世紀面臨過同樣的危機，只是程度不同，解決之道不同。這有助於我們打開視野，不至於那麼坐井觀天地過度悲情。

余英時的這本文集，為中國知識人正名，把intellectual的日譯「知識分子」改為「知識人」，雖出於偶然，但一字之改卻牽動重要的觀念轉換。

余英時讀到一篇談「分子」的文章，說把人變成「分子」會有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這讓他恍然大悟，分子是階級劃分，其實無形中剝奪了「人」的尊嚴，把中國古代的孔、孟、老、莊也稱做「分子」更是彆扭。相信，明白此中真意的中國知識人，會欣然接受這一新稱謂，所謂「必也，正名乎」。

而人的尊嚴，在中國文革時候，曾經蕩然無存，子女清算父母，夫婦間劃清政治界線，學生們鬥爭老師等等，完全取代了孝弟、相敬如賓、尊師之類的傳統價值。余英時認為，在那個年代，承擔著價值世界的知識人更是古今中外最不幸的人群，比起希特勒統治下的猶太人的命運，還要悲慘。因為中國讀書人深受「士可殺，不可辱」的影響，往往把個人尊嚴看得比生命還重。但「黨天下」的統治者抓住這個致命弱點，盡量「辱」而不「殺」，要他們不斷地與黨「交心」，直到扭曲、唾棄自己，連人的基本尊嚴都不重要。

中國知識人，特別是儒家調的「道」（正如余英時那篇演講辭所調的，其實，包括老子、墨子、莊子在內的中國軸心時代的思想家都共享這一觀念），甚至提倡「道統」有一個重大的意義，他們要以超世間的「道」和世間的「勢」（君主的政權）相抗衡。以「道統」來馴服「治統」，是儒家知識人最為重視的一件大事。在現代情境中，這種和權力及商業的勢相抗衡的力量，其實就是現代知識人的獨立與理性。

正是在這個脈絡裏，余英時在獲頒克魯格獎時調：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堅信，一旦中國文化回到「道」的主張，中國面對的一系列問題也將隨之而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