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香港電影的突破，也是香港電影的回歸。《歲月神偷》是一部以導演羅啟銳自身經歷為藍本、圍繞香港六十年代拼搏精神為主軸的電影，它將街坊人情的家庭倫理故事帶到柏林影展，並獲得「新世代」最佳影片水晶熊獎，為香港尋回被遺忘的價值，展現社會及政治史切片，審視殖民社會特色及階級之別，也與中國文革歷史連結，並為香港電影創出新路。

《歲月神偷》是香港電影中被遺忘已久的題材。這些年來，功夫片、搞笑片、鬼怪恐怖片及歷史大片佔據了絕大部分的港產片市場，投資者或部分電影人總以為，觀眾生存的現實世界已經足夠磨難艱困，進入電影院就應該抽離，到一個和生活本身毫不相關的場景和脈絡，滿足三D視覺也好、狂笑一場也好，就算是驚嚇兩個小時，起碼是購買了兩個小時的發洩和超脫。當然，這些電影自有其藝術和創作的價值，其票房也頻頻報捷，然而，當絕大部分的香港電影都只提供兩個小時的娛樂，走出電影院、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不禁要問：觀眾記憶了多少、回味了什麼，電影裏的甜酸苦辣又和觀眾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這正是《歲月神偷》為香港電影尋回的價值。

《歲月神偷》根據編劇兼導演羅啟銳百分之九十自身經歷改編，其實，也是一部庶民角度的香港社會史、政治史。羅的知己伴侶張婉婷出任監製。

電影從位於九龍深水小街上的羅記皮鞋的家庭故事展開，描述鞋匠一家四口如何享受順境和樂觀面對逆境。電影中，羅記皮鞋的老闆、即羅父（任達華飾）每天辛勤工作，是一個外酷內熱、不懂表達情感的六十年代父親，而母親（吳君如飾）則是一個典型的賢妻良母，長子羅進一（李治延飾）資質聰穎，在著名的拔萃男書院（DBS）就讀，是田徑跨欄好手；幼子羅進二（鍾紹圖飾）頑皮，對世間事物充滿好奇。一家四口住在鞋店閣樓，過著簡樸生活。店舖是僭建（違章）的，要定期交保護費，每逢中秋，就算家裏的月餅不夠，也要送一盒「雙黃蓮蓉月」給洋人警察。羅氏家庭的生存艱困，本身已經是一部很重要的社會史記載。六十年代，廉政公署還沒成立，香港貪污成風，警隊到處收保護費，就連醫院護士，病人家屬給紅包也是少不了的。在電影裏，當哥哥羅進一因患上血癌住院，護士嫌他母親給紅包給得少，抽血時也狠狠的一針插下去。而最後為了輸血，更要趕去當鋪典當。這種情況，在今天的香港已然消失。

跟羅記皮鞋在同一條巷子的，還有一家由上海人經營的縫衣店，也是非常具有時代象徵意義。二次大戰後，大量難民南逃，其中不少是上海人，他們擅長縫衣理髮，一九六零年的電影《南北和》，正是講述當時一名南來上海裁縫師傅和本地裁縫的故事。《歲月神偷》裏的上海人（谷德昭飾）雖然講一口上海話，和鄰居的南方街坊卻能融洽相處，共同分享好菜。這種已逐漸消失的街坊人情味，在電影裏重現。

電影也細膩描述了當時貧富之間的差異。當哥哥帶著一條熱帶魚去送給住在山頂的中學女朋友時，赫然發現，原來女友住在一個上萬呎的豪華別墅，後門比一般家庭的正門還要大，而她家裏的魚缸，更大得讓他看瞪了眼。這有點像青蛙王子與公主的故事，其實是反映了當時社會的階級矛盾。

《歲月神偷》除了是一部社會史，也是一部政治史，透過電影，人們發現六十年代的香港和中國大陸，是既遠且近。在殖民統治之下，當時香港的年輕人流行聽西洋歌曲，比如Monkees的 ‘I wanna be free’就幾乎貫穿整部電影，來反映當時年輕人的心態。同時，儘管當時中國大陸正值火紅的文革年代，但香港和北京人民的往來也沒有中斷。當哥哥證實患上血癌後，母親便和弟弟跟他到北京看病，透過醫院的窗戶，兄弟倆看到一個被打得血肉模糊的身軀抬至，電影裏雖然沒有說白，但這具血肉身軀暗示多少的歷史血債。

《歲月神偷》是一次細緻的港人對生命、生活的回望，這種回望，透過親情、愛情和鄰里之情，跨越地域及文化差異，感染了柏林的年輕評審。柏林影展的「新世代」競賽單元，專為兒童及青少年觀眾而設，分成「十四歲以上」以及「十四及十四歲以下」兩組，旨在透過電影提升年輕一代對文化的關注，評審亦由青少年擔任。《歲月神偷》是首部獲水晶熊獎的香港電影。

飾演男主角的任達華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說：「我小時候也很窮，也經常被爸爸打，在拍電影的過程裏，這些記憶不斷湧現，讓我回到那個場景，對投入角色有幫助之外，也是一次對生命的回望。」

羅啟銳表示，《歲》在柏林影展放映後，觀眾都熱烈鼓掌，片中的香港情懷，是一種放諸四海的感情，外國觀眾同樣有共鳴，因為戰後的歐洲也經歷過百廢待興的艱苦歲月，電影提供了一個新鮮的時代背景，但內裏闡述的感情，他們完全能明白，也提供了一個讓觀眾反思的空間：為何現代人的關係越來越疏離？羅啟銳看見柏林影展電影完場時，西方父母親都緊緊摟著兒女，相信大家都從羅家的故事，感受到親情的可貴。

羅啟銳說，近年香港社會上充斥了負能量，「八十後」面對困難，感到迷惘，或者只懂得抱怨，令他回想六十年代時，面對的困難更多，還不是憑信念，想方法渡過難關，像電影中的母親常說「一步難，一步佳；難一步，佳一步」般，樂觀地走過去，他希望香港人能從電影中汲取長輩的教誨和克服困難的精神。「鞋字半邊『難』，亦有半邊『佳』」一直是羅父羅母樂觀處世之道，他亦希望下一代能擺脫貧窮，只要升中試成績好，也可以入讀香港名校拔萃男書院，學好英語，冀望有朝一日出頭天。

任達華說，演繹這個角色最困難之處，是如何尋找六十年代人物的心態。他和羅啟銳雖然有相似的成長背景，但要捕捉羅父的神韻，始終要透過不斷和導演傾談，「我時常和導演一起吃早餐，引導他回憶父親的生活點滴。我用了兩個星期跟隨一位老師傅學習造鞋，觀察他的細節，例如他總是彎著腰工作，所以鏡頭很著重拍我的背影。拍攝時我會把雙手塗滿膠水，不斷磨擦，令它看起來粗糙，希望能從生活中感受這個角色。」飾演羅母的演員吳君如也表示，《歲月神偷》的劇本令她非常感動，寫得很用心，「連一條魚也有細緻的形容」，電影令人重拾「被遺忘了的價值」。

回歸港產片五十年代傳統

這其實也是港產片在五六十年代的特色之一。一九五三年的《千萬人家》、一九六零年的《可憐天下父母心》、一九六四年的《香港屋簷下》等等當時被稱作社會劇的電影，將當時社會百態、老百姓的生活艱困帶到觀眾眼前。像《香港屋簷下》，就是揭露當時社會「大魚吃小魚」的現象，銀行擠兌時小市民的恐慌和大老闆的計算形成強大張力，又跟一九六四、六五年香港銀行的擠兌風潮產生巨大的戲裏戲外的呼應。即使到了八十年代，方育平的《父子情》、《半邊人》也讓人難忘。

遺憾的是，這些年來，這些以人情味和生活態度去感動觀眾的香港電影，除了陳果《細路祥》、二零零六年獲得台灣金馬獎最佳影片的《父子》，以及去年在香港金像獎連奪最佳導演、最佳女主角等獎項的《天水圍的日與夜》之外，絕無僅有，而登上國際知名影展的，就只有《歲月神偷》。不用槍擊，沒有神功，《歲月神偷》只是訴說了一個發生在香港基層家庭的故事。

事實上，打從羅啟銳在紐約念完電影回香港的時候，描述人情味小生活的電影題材就不是主流，在七、八十年代，「港產片」是香港重要的文化產業，港片憑靈活創意，廣受東南亞市場歡迎，更有「東方好萊塢」美譽。

然而，港產片在八十年代的輝煌時期，大家爭相開拍同類題材，包括搞笑片、恐怖片等，僱用同一批有助賣埠的當紅演員，直接讓演員身價急升。九十年代末，大陸電影冒起、盜版碟猖獗，在盈利下降的情況下，大片廠如嘉禾及新藝城等淡出電影製作市場，香港電影一瀉千里，觀眾流失，市場收縮，缺乏重要投資者，港產片進入寒冬。

九七回歸後，京港關係越來越密切，港片陸續試探進軍大陸，自從二零零三年香港與大陸簽訂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協議(CEPA)後，香港電影可正式以合拍方式進入大陸市場，為萎靡不振的港片注入強心針。

大勢所趨，中港合拍片成為主流，直接面對大陸觀眾，香港也成為聚合各地資金的電影城市，題材自然以能通過大陸電檢為首要原則，電影人創作時需小心謹慎，題材也要顧及大陸觀眾口味，許多合拍片都偏重拍攝古裝歷史題材，如《三國》及《赤壁》等，間接令港產片題材單一化，失去昔日多元化的特色。具本土色彩的主題難以找到投資者，或只能以小規模形式拍攝，業界也警覺過往港產片的靈活特質及多元化的題材會因此而消失。

香港電影人一方面努力打造面向大陸市場的「大中華電影」，另一方面要保持港片特色，當《投名狀》及《葉問》在大陸和香港均取得佳績，香港亦出現了具本土特色的電影，如描寫屋生活的《天水圍的日與夜》及描寫青少年友情及衝突的《烈日當空》等低成本製作電影，廣受好評。

港產片逐漸出現了兩個路向：主流的，仍然是大投資大題材的「合拍片」，如《十月圍城》，及小投資小題材、以香港市場為主的非主流電影，即「非合拍片」，如《歲月神偷》，但電影人最想做到的，是創造兩地都受落的商業片題材，如周星馳嘗試結合特技及動作的《功夫》、結合特技與溫情的《長江七號》、彭氏兄弟的新派特技武俠片《風雲2》、袁和平的立體古裝武打片《蘇乞兒》、黃百鳴將香港獨有的賀歲片滲入內地元素的《花田喜事2010》。此外，邵氏重投電影市場，曾志偉導演重新打造邵氏經典而成的《七十二家租客》，提倡「和諧」的鄰里守望精神，以華南地區熟悉的電視台演員主演，紮根香港，面向大陸市場。

《歲月神偷》在柏林影展獲獎，證明回歸家庭倫理題材，是可以突破文化差異的缺口。事實上，二零零八年的賣座電影《葉問》，在傳統功夫片的類型上亦滲入了家庭倫理的元素。《葉問》編劇黃子桓對亞洲週刊說：「在電影裏，我們希望塑造一個有別於一般英雄的人物，功夫好當然是重要，但另一方面，如何吸引女性觀眾，甚至年輕一點的人，我們想到，『家庭』這個元素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們和導演構思出一個關顧家庭的人(family man)。現實裏的葉問本來也是一個這樣的人，他也是十分照顧家庭的，有妻子兒女，我們從這個角度去構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電影中有不少比較溫情的戲份。就如愛護妻子，與孩子畫畫，在家中吃飯等等。其實有不少這些細節，令到觀眾看這部戲的時候，便會代入到一個父親、一個爸爸的角色，有親切感。」

踏入二零一零年，《歲月神偷》證明了本土色彩的電影也可突破地域限制，受人認同。「港產片」將迎向新時代，而「港產片」一詞，將被重新定義。

香港政府對電影界的資助，亦有助一些中型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即約一百五十四萬美元）電影能夠成功開拍。一九九九年成立的「電影發展基金」，原本是資助有利香港電影業長遠發展的項目，政府於二零零七年將三億元注入發展基金，擴大範圍，資助中低成本的電影製作，《歲月神偷》也成功申請了資助。《歲月神偷》的劇本，塵封已久，一直放在羅啟銳心靈深處，是他最想拍攝的電影。當初擔心自己的故事欠缺吸引力，故此第一部導演作品《七小福》，反而先拍別人（成龍及洪金寶等）的成長故事。

一開始，羅啟銳一直找不到開拍《歲月神偷》的資金，直到去年得到好朋友岑建勳支持，為他籌集了第一筆資金，加上電影發展基金三百五十多萬港元資助，《歲》總投資成本約一千二百萬港元，算是中型製作，任達華及吳君如以友情價、親戚價參與，成功開拍令羅啟銳終能「解開心結，還了心願」。

《歲月神偷》原是羅啟銳散文集的名字，為什麼鍾愛此名？他說，很喜歡它的意思：「在幻變的生命裏，歲月，原是最大的小偷……」然而，羅啟銳和張婉婷卻為我們抓住了這個小偷，將它口袋裏的東西都掏出來，拍成這部電影，為我們重現被遺忘的價值和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