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春運，是這個星球上最為浩大的人口大遷徙，它所帶來的交通壓力更成為中國每一年都無法迴避的「陣痛」，在今年春節前夕，催生了期待已久的「火車票實名制」試點；長途高鐵武漢-廣州、鄭州-西安客運專線開通，開始發揮威力；中央一號文件揭示農民工出現結構性變化，新生代民工成為主體，這一切反映到春運大潮中，令春運出現新的趨勢。一月二十六日召開的全國春運電視電話會議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介紹，今年全國春運客運量將達到二十五點四一億人次，比上一年增長百分之七點七，這二十五億人次的人流，正在神州大地上進行新的旅程。

在「火車票實名制」試行前，黃牛票的泛濫致使春運在交通的難題上出現公正的缺位，讓這一「陣痛」更加刺痛大眾的心。現在試行「火車票實名制」，防止權力尋租、鐵路系統內部人士與票販子勾結損害公共利益的行為，雖然無法全面解決問題，但顯然會緩解大眾的不滿，讓他們更能寬容地面對春運中所遭遇的困難。

在廣東花都打工的田孝文，是湖北石首人，要坐火車到湖南岳陽，然後轉車回家。今年他就體驗到了實名制的好處。二月六日下午五點左右才趕到廣州站，田孝文本來以為又要像往年一樣得等一兩天才能走，已經做好了長期堅守的準備。結果，拿著他的身份證去排隊的老鄉，半個小時不到就回來了，買到當天晚上六點零七分的票。田孝文非常開心，「看起來實名制還是管用」，擔心趕不上火車，一眾老鄉拉起行李跟記者告別一聲趕緊就跑。

其實，自春運成為令人矚目的話題以來，因為「黃牛票」泛濫，人們對於火車票交易的關注甚至超過了對於交通壓力本身的關注。從二零零三年開始，已經有人在媒體上呼籲實行「火車票實名制」，杜絕黃牛黨。但是並沒有得到鐵道部的回應。二零零六年，春運的問題越發嚴重，再次掀起「火車票實名制」的討論高峰，鐵路系統仍然以技術性的理由拒絕，實名制可能會導致「售票速度降低」，實名制可能會使「通行時間成倍延長」……直到今年，「實名制」才「千呼萬喚始出來」，廣州鐵路集團公司和成都鐵路局所管轄下的廣州站、長沙站、成都站等三十七個火車站試行火車票實名制。這一制度雖然還有很多瑕疵，特別是對於仍然持有第一代身份證的人來說，更有不便，但是從旅客和輿論的回應來看，顯然已開始提升了鐵路系統內購票過程中的公平公正性。

不過，試行實名制的舉措雖然能對鐵路系統內的權力尋租造成衝擊，讓旅客有機會受到更公正的待遇，但是卻不能從根本上緩解交通壓力。實名制並不是「萬能良藥」。真正緩解交通壓力，還需提升運力。

二月七日下午，在廣州南站，這一未來亞洲最大的火車站，匆匆趕來的王鵬很失望，他和兩個老鄉從佛山坐車過來，要回衡陽老家，本來以為高鐵的票會好買，沒想到來了之後才發現十三號之前的票竟然都賣完了。他說：「看樣子，這裏比普通車票更難買。」他的兩個老鄉都守在退票窗口，看有沒有人願意退票。等了半天，等到兩張退票，不過時間是不一樣的，「三個老鄉恐怕要分開回家了」。

武廣線高鐵在二零零九年年底才開通，雖然還沒有發揮出未來中國高鐵網絡所預期的威力，但是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廣州對外發送旅客的能力。春節前的十五天，據預測僅廣州南站就將發送六十三萬人次的旅客。在高鐵開通的第一個月裏，上座率平均只有百分之七十七，當時很多人還擔憂春運期間民工會因為相對來說比較貴的票價而拒絕乘坐。結果，出人意外，高鐵的車票竟然比普通火車票還熱門。就在王鵬買不到高鐵票的時候，廣州站傳來消息卻顯示，那邊還有第二天到衡陽的票。而在購買高鐵票的人群中，普通民工佔多大比例呢？二月六日《信息時報》引述廣鐵的說法，從廣州南站出發的高鐵旅客中，外來民工佔總數的百分之四十。也有人估計，外來民工所佔比例比百分之四十還要高。

在高鐵之外，航空的增長也同樣令人驚訝，據全國春運電話會議預測，今年春運民航客運量將達二千八百九十四萬，與去年相比增長百分之十二點五。與之相比，今年鐵路預計發送的旅客數量是二億一千萬人次，民航乘客已超過鐵路乘客的百分之十。顯然，從高鐵到民航，歸鄉的人不止開始追求能夠回到家，更多的人已經開始追求更舒服地回到家。

廣州高鐵站太偏遠

對於大多數依然選擇傳統的火車和火車旅客來說，他們也非常期待高鐵。陳江與老鄉要到武昌，然後轉車回四川達州的老家。二月六日晚上，他們一直會在琶洲會展中心度過，那裏是廣州火車站的另一個候車點，旅客可以直接辦理登車手續，然後通過地鐵送到廣州站內上車。陳江說自己幾年沒有回家了，這是第一次來琶洲，差點找不到地點。到武昌可以直接坐高鐵，他很想去坐一下，但是從廣州市區到位於番禺的廣州南站，「太遠了，還要幾十塊的車票」，覺得「有點貴」，所以就沒去。陳江表示以後有機會的話，還是很想坐一下。

雖然高鐵、民航等等新的運輸渠道正在大力開通，並且廣受歡迎，但是因為春運總人數還在上升，中國交通所面臨的「陣痛」依然看不到終點。從根源上來說，春運總人數的上升是因為農村還在加速轉移剩餘勞動力，並且這種轉移還將持續數年，按照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劉偉的估算，中國擁有十八億畝耕地，所需的合理勞動力應該只是一億八千萬，而據中國社科院《二零一零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最新公布的數據，中國當下的職業農民還有三億零六百五十四萬，所以，如果要讓農村勞動力接近合理狀態，至少還需轉移一億兩千萬農民。雖然如此，但是卻不能因為春運總人口還在大幅增長，就忽略了春運中出現的另外一種趨勢，那就是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主動逃離春運，加入這一趨勢的人流同樣非常龐大。在二零一零年春運之際，這一趨勢已經很明顯了。就在輿論關注春運歸途中的旅客們的時候，另外一個詞語——恐歸族——同樣成為焦點話題。

在深圳工作的東明，家在河北省的秦皇島。春節將至，她想盡了辦法「晚歸早走」，盡量少在父母家待。年輕、漂亮、事業有成的東明，不願意按照老一輩的說法「衣錦還鄉」。她笑笑說，現在對春節的感覺就是一個字：「煩！」她細數理由：「第一，路途遙遠，車馬勞頓；第二，要見很多親戚，沒耐心；第三，要給大家準備各種禮物、壓歲錢，沒錢；第四，要被逼問什麼時候結婚生孩子……實在很崩潰！」尤其最後一點理由，簡直成了春節困擾許多城市大齡女青年的主要因素。在上海工作的陳青對回湖南老家也覺得非常恐懼，她甚至找了網友春節一起旅遊，對家裏謊稱公司組織活動，陳青今年二十七歲，「在老家，我這麼大年紀的女孩子還沒結婚，壓力簡直太大了，三姑六婆都要給你介紹對象……」

東明、陳青這樣的年輕人，在大城市裏並不少見，現在，他們統統被稱為「恐歸族」。「年」的意義究竟還有多大，她們也說不清楚。東明說，自從家裏老人過世，「家族架構立刻鬆散了，很多親戚都不走動了」，「 有老人的話，當然要跟老人一起了。我家裏親戚多，以前過年時簡直吵死了，現在不行，很多很近的血緣關係都不來往了，走在大街上，絕對是陌生人」。

其實，身處城市，老家在農村，在年關之際「恐歸」的，不止有東明、陳青這些小白領。來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同樣也「恐歸」。來自安徽無為縣的秦阿姨，在北京打工已經二十四年了。一九八六年出來打工，一九九一年回老家結婚生子，然後帶著老公、孩子一起到北京，除了一直住在這城市的地下室，以及孩子上學要交非本地人「借讀」的「贊助費」，她一直覺得，相比生長了十六年的老家，她其實更像是個北京人。二月六日清晨五點，她開始在北京站售票點排隊，到八點，她去上班，換朋友來排，上午十點多她買到了一張回家的硬座票，十九個小時，一百五十四元人民幣（約二十三美元）。「今年好買，我記得以前都是提前一天來排隊才能買到的」，秦阿姨說：「不過，我也好幾年沒回家了，今年是為了看孩子。」

「我都不太願意回家」，秦阿姨說：「家裏人，包括我先生，他們很多想法我都不喜歡。他們不識字，平時也沒什麼愛好，孩子我也不敢給爸媽帶，你知道農村人，很多習慣不好，想法也很偏激，重男輕女很厲害。」「家裏還有地，父母隨便種種，就當口糧，我離開家後就沒有再回去種過地了，又累，又不掙錢。」

秦阿姨剛來北京時做保姆，現在做鐘點工，勤快一點的話，一天能跑四五個家庭或者公司，三四千塊錢一個月的收入，讓她在這裏生活得很帶勁。她工作勤快，為人誠實，和許多家庭都有了工作外的聯繫，而他們大多是「台灣人、外國人，或者海淀區的教授」。秦阿姨說自己很幸運，喜歡和這些人聊天，他們也非常信任她。她講述自己的生活時條理清晰，說到老家的事情，會用「農村人的脾氣」來總結，管老公叫「先生」，說到北京，卻總愛用「城裏」這個詞。事實上，一個月四千的收入，在北京生活工作了二十四年的秦阿姨，早已是這城市的一分子了。

就在鐵道部宣布春運開始之際，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布了二零一零年的中央第一號文件，特別提到「著力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加快他們的「市民化」。新生代農民工主要是指八零年以後出生的一代，他們已經佔到農民工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他們完全失去了對於鄉村生活的認同，更希望在城市落地生根。他們不再像父輩那樣，在城市裏吃盡苦頭只是為了掙錢之後返回農村改善生活，他們的生活就在城市，他們更願意嘗試新鮮與時髦的事物，所以喜歡高鐵，而不再願為了省幾十塊錢而去擠幾天幾夜的火車。隨著他們在農民工中所佔比例的上升，春運也會變得更加複雜。

一方面是城市打工者對於生活品質與程序的公正性更加看重；另一方面則是傳統文化在這個快速城市化與工業化的時代迅速衰落，春運的新情況已無法忽視。所以，未來對於春運旅程的挑戰，不僅僅是推廣實名制能讓人更易買到票，而且還需考慮如何能讓回家的人在旅途中更舒適、受到更公正的對待；也需考慮如何能讓不回家的人，在城市中找到歸屬感，擺脫不平等，真正擁有屬於「公民」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