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發展也要面對堆積如山的垃圾，各地方政府近年開始加大引入西方已逐漸淘汰的焚燒垃圾發電的處理方式，但產生大量有毒氣體二噁英，影響居民生存環境，甚至增加了癌症發病率。簡單焚燒垃圾的方式造成的危害遭到質疑，背後的利益關係不斷被揭示出來，學術界形成「主燒派」和「反燒派」，爭議中揭開了垃圾燒不掉的真相。

北京奧北志願者研究小組提供的國外研究數據表明：美國的醫療垃圾焚燒廠數量已經從一九八八年的六千二百座，減少到二零零八年的五十七座，萎縮九成九﹔全世界擁有垃圾焚燒爐數量最多的日本，也從高峰期的六千餘座下降到一千二百八十座。歐盟不少國家甚至提出禁燒令，並提出在二零一零年實現不向環境中排放焚燒污染物。有學者指「美國和日本近十年都沒有增加一台焚燒爐，那麼他們繼續生產的焚燒爐去哪了呢？」他分析，最直接的一個巨大市場，就是亞洲發展中國家，中國無疑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市場。可以查證的是，極力主張學西方採取焚燒處理垃圾的學者所舉的數據，大多是零五年以前的。

受影響的民眾也加入反對的行列。去年末，廣州政府要在番禺居住區建垃圾焚燒廠，遭到民眾的抗議反對，雖然被稱為民生工程的番禺會江村垃圾焚燒項目宣布暫停。不過，會江周圍的居民為維護自身生存環境的行動卻沒有停止，他們繼續商議，準備聯名向三月參加北京「兩會」的代表呼籲，希望政府改變思維，取消鼓勵垃圾焚燒優惠政策，盡可能實現分類、無害化、垃圾資源循環處理，而不是簡單焚燒。近日，廣州白雲區李坑垃圾發電廠附近千多居民連續兩日靜坐，抗議該廠影響周邊居民健康，不顧居民反對又開工第二期。當局派出百多警員戒備。中國垃圾處理走上了相悖之路：處理城市垃圾反而更惡化了環境，本是民生工程的垃圾焚燒卻得不到民眾支持。

零九年，圍繞著垃圾焚燒，中國各地發生了不少起居民為生存環境而發動的抗爭活動。圍繞番禺會江村的垃圾焚燒項目，政府和居民間的博弈還沒有結束，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橋、南京天井窪、江蘇吳江，這一串地名維繫的垃圾焚燒爭議拉鋸戰還在進行中。三月，北京朝陽區上千民眾發起和平請願活動，反對在高安屯垃圾掩埋場再興建垃圾焚燒場；四月，上海江橋垃圾焚燒廠周邊敏感地區居民兵分二路從東西兩方向垃圾廠進軍，到達廠大門口後，懸掛標語、口號，進行和平請願活動，他們的口號是「團結起來，為生存環境不被惡化而抗爭！」；十月，反垃圾焚燒廠投產，江蘇吳江萬人街頭抗議。期間，漢口、海南、深圳等地，政府投資建垃圾焚燒處理廠，都遭到當地民眾的抵制和抗議。垃圾焚燒這一單純的環境問題，在中國，背後是一場利益的博弈和城市管治智慧的較量。

曾參與及見證利益集團在中國推動垃圾焚燒項目的一位番禺居民向亞洲週刊透露，十多年前，就有以海歸人士為核心的利益團體，包括學者、企業家、國外的設備供應商、投資者等組成，「由學者出面，以研討會的形式遊說高官及地方政府，採用國外進口設備，用BOT的經營形式建垃圾焚燒廠。」這位曾經的參與者如今居住番禺麗江花園，不幸成為番禺會江垃圾焚燒的直接受害者。他表示，當時參與遊說和研討的專家都明碼標價，收一萬五（約合兩千一百九十五美元）到二萬的出場費，以「正面敘述」支持垃圾焚燒。一般的程序是，先說服地方高官，然後撬動環保局長。

零九年十二月三日《南方週末》報道：反對建垃圾焚燒鑪的番禺居民發現，出席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日廣州番禺垃圾焚燒廠媒體會的四位專家，其中的一位專家舒成光的身份後來被公開，他是美國卡萬塔(中國區)副總裁，這是一家全球最大的垃圾發電企業，兩年前開始積極進軍珠三角地區的垃圾發電市場。

公眾最為不滿的並不是專家們支持垃圾焚燒的意見，而是對這些支持意見背後的利益懸疑。這四位專家中還包括清華大學的聶永豐教授，他也同樣被民眾查根究底了一回。結果發現，二零零零年，聶永豐等人申報了一項名為「一種立轉爐式生活垃圾熱解氣化焚燒爐」的專利，這一消息被披露後，他被公眾指責為「鍋爐專家」、「利益相關者」。聶永豐澄清表示，以前發明的是氣化爐，主要用來處理醫療廢物，日垃圾處理能力只有百噸左右，根本不可能用在大中城市，最多以後可能在一些城鎮使用。

垃圾焚燒背後的利益鏈

不願透露姓名的這位番禺居民稱，垃圾焚燒項目背後還有著一條深深的利益鏈，項目進口的是二手設備，六成價格報價八成；歐盟規定，這些設備向中國出口可享低息甚至無息貸款，但中國是全額支付，利益集團一下子掌握了數億資金；要求政府給予垃圾焚燒項目的政策和資金補貼；組織專家出國考察，一個專家一萬歐元（約合一點四萬美元）的零用花費由設備供應商支付；只要和政府簽下垃圾焚燒對電價和垃圾補貼的合同書，一個垃圾焚燒項目就能拿幾千萬的中介費。誰理得清垃圾焚燒背後這麼多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該知情者表示：「一些垃圾焚燒項目簽定後，中間會有一家莫名其妙的公司，是利益相關的很重要的公司。」

在番禺項目上，政府角色與商業力量的界限同樣是模糊的。《東方早報》刊登陳言文章稱：番禺項目的投資方是廣州環投公司，由廣日集團和立信企業分別出資百分之五十一和四十九。從工商註冊資訊上，廣日集團是廣州市政府全資企業，已被授予廣州範圍內全部垃圾處理的壟斷專營權。至於立信企業，表面上為私營企業，但實際上可不簡單，涉足多個行業，包括通信、電力、互聯網、稅務、交通、物流、彩票、電子支付、呼叫中心、傳媒等，比如在稅務業務上，其提供兩套解決方案（產品）：電子納稅申報管理系統和實時稅控，這不是一個沒有背景的私企能承攬的業務。

文章指出，就廣州環投公司而言，這個只有五十多人的公司控制著十數個項目，投資總額過百億元人民幣。從資本回報率看，與財團中石油、中石化相比之下根本不算什麼。當然，廣州環投公司只是一個殼，是利益輸送的管道，真正的實體和玩家是廣日集團和立信企業，後者更值得關注。

近年中國垃圾焚燒項目大幹快上，原因之一自然是經濟高速發展，城市居民的生活改善，中國每年產生的城市生活垃圾已經超過一億六千萬噸、工業固體垃圾高達八億噸、其中化學品危險廢物近一千萬噸的垃圾，對城市產生重壓。北京、上海等一批特大城市的城市垃圾的增長速度達到百分之十五至二十，已經成為城市管理的巨大負擔。

傳統的垃圾堆填令全國城市被侵佔了五億多平方米土地，而有些就根本是隨意堆放。據北京市區航拍觀測，從三環路到四環路周圍分布的五十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有四千七百多處，侵佔了土地，造成污染，也有觀瞻。據悉，中國三分之二以上城市已陷入「垃圾圍城」之境，全國城市歷年堆存垃圾高達六十六億噸左右。

一直以來，有一批學者和專業人士主張借鑑西方發達國家採以焚燒發電處理垃圾的方式，他們的主張影響決策部門。二零零零年以後，國家陸續發布了一系列鼓勵垃圾焚燒產業發展的政策。二零零零年二月，國家經貿委、國家稅務總局下發《關於公布〈當前國家鼓勵發展的環保產業設備(產品)目錄〉(第一批)的通知》，其中包含城市生活垃圾焚燒處理成套設備；二零零六年批准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在「裝備製造業振興的重點」中，包含了環保及資源綜合利用裝備，其中包含固體廢物處理裝備。零七年，國家發改委發布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其中明確指出︰鼓勵「在經濟發達、土地資源稀缺地區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大力研究開發和推廣利用先進的垃圾焚燒技術，提高國產化水準，有效降低成本，促進垃圾焚燒技術產業化發展」。零一年，中國垃圾焚燒處理項目僅三十六個，日處理能力約六千五百二十噸；零七年，垃圾焚燒處理項目總數已達六十六個，每天處理能力約為四點五萬噸。

最終形成中國垃圾焚燒處理戰略決策的是國家零七年《全國城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十一五」規劃》，確定中國「十一五」期間將建設生活垃圾焚燒廠八十二座，新增處理能力六點七萬噸左右，投入資金近千億人民幣。同時，國家針對垃圾發電還採取多項優惠政策：保護補貼電價每度零點二五元；發電量全部收購；免除了增值稅的徵收，並在所得稅上享受減免政策；國家會以垃圾處理補貼方式向企業支付服務費，即所謂的垃圾處置費，每處理一噸政府約補貼一百人民幣以上。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趙章元持堅定的「反焚燒」觀點，他指出，「垃圾焚燒的反對聲音自零六年以來一直持續至今，之所以各地政府部門一直強力推進，除了利益因素，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政府決策與民意之間的差距」， 趙章元對亞洲週刊表示，最初國家制定「十一五」規劃時，對垃圾焚燒的認識還不全面，還僅了解其宣傳層面的意義，於是「大力提倡垃圾焚燒」，但制定之後，人們才逐漸對其危害性加深認識。

反對聲音弱小

零九年三月十五日，清華大學第七屆固廢高級沙龍的主題就是「北京市垃圾處理問題的戰略思考和建議」，參加沙龍的與會專家提出，在面對垃圾圍困的情形下，應該由政府高位介入，寧可遷移居民，也要力挺引進垃圾焚燒技術。趙章元反對的聲音雖然弱小，但卻堅持，他認為：「目前，就世界範圍來看，對生活垃圾的處理方式主要也就兩種，一是填埋，一是焚燒，因此主燒派在推進垃圾焚燒發電項目時，都會強調這一現實壓力，但在西方國家已經驗證了焚燒有污染之後，能否跳開這一發展階段呢？」他認為，垃圾焚燒產業在西方已是夕陽產業，「我們不能再接受對方轉移污染產業時的二次兜售」。「尤其是在目前中國環保管理能力還有較大欠缺基礎上，再不能走垃圾焚燒這條路了」，他認為垃圾分類、資源化才是未來解決垃圾難題的唯一可行之道。

「十一五」規劃中新建焚燒爐的投資必須在二零一零年底花掉，而且，國家政策的鼓勵也讓民營投資者看到了巨額的利益分成，政府的鼓勵政策和優惠措施都保證了投資者的收益。不僅是北京、廣州、南京、蘇州，在中國，幾乎每個省都在建設或準備建設垃圾焚燒發電廠。一次從未有過的共性投資、而且借以環保的名義，在如此大的範圍內疾風疾行，背後是巨大的利益驅動。趙章元批評說：「這些年焚燒項目遍地開花，一些地方官員被利益擊中了。」

據廣州媒體計算，番禺會江焚燒項目的利益是處理一噸垃圾政府會補貼一百四十元；每發一度電還拿補貼零點二五元。以廣州李坑垃圾焚燒廠為例，一噸垃圾可發電四百度以上，則處理一噸垃圾補貼為一百元。總計番禺項目處理一噸垃圾得到的補貼是二百四十元。一天處理二千噸，補貼獲利就是四十八萬元，一個月是一千四百四十萬元，一年就是一點七三個億。此外，垃圾發電項目還享受增值稅「即徵即退」的優惠，並能享受一定的所得稅減免，加上稅務優惠安排等，政府垃圾焚燒鼓勵政策給企業的補貼收入十分驚人。

為了利益集團的巨額利益，民眾的利益被犧牲了。網名「阿加西」的番禺居民告訴亞洲週刊，他查到，最早番禺的垃圾焚燒項目第一選址點不在會江，是在溪橋的石基臨邊村，當時全是農地、荒地，那裏有一個垃圾填埋場，最後被否定了，說選址離大學城太近。但這個點離大學城的直線距離五公里以上，而現在的選址距離小區二公里多。「實際上是因為，大學城完成後，周邊地還空著，將來要賣出去，建了垃圾焚燒廠後，地價賣不高了。實際上，政府在與民眾爭奪利益。」

廣州抗議成功

番禺區和廣州市政府在零六年決定在番禺大石建一個日處理二千噸垃圾的焚燒發電廠，但官方一直秘而不宣，公眾並不知情，直到零九年九月底隨著媒體的報道而廣為人知，隨即引起極大爭議。

因為官方的選址周圍是人口稠密的居住區，僅僅諸如麗江花園、華南碧桂園、廣州奧園、南國奧園、祈福新村、星河灣等大型樓盤的居民就超過三十萬，再加上鐘村鎮與大石鎮及會江、上滘、廈滘等已經城鎮化的眾多村落，總人口在七十至百萬之間。從全世界的範圍看，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將垃圾焚燒項目建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地方，西方國家基本上都是建在工業區。這成為番禺項目爭議的一個主要焦點。

就在番禺居民在為自身的生存環境與政府博弈時，零九年十二月初，廣州李坑垃圾發電廠周邊的廣東省廣州市白雲區太和鎮永興村的村民致函總理溫家寶，籲請國務院盡快調查環境污染致癌事件。村民表示，由廣州威立雅固廢能源技術有限公司興建的廣州市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從零五年五月投產以來，村裏的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癌症病患者持續增加。據村民統計，一九九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有癌症病例九例，鼻咽癌和肺癌佔兩例。垃圾焚燒廠投產後至今，癌症病患突然高發，短短四年時間，就發現癌症患者六十二例，其中死亡四十二例。其中，四十五例是鼻咽癌和肺癌等呼吸系統的癌症。

居住在李坑生活垃圾焚燒發電廠附近，居民長期聞到焚燒垃圾的惡臭和刺鼻的氣味，晚上睡覺不敢打開窗戶，陽台也經常鋪滿黑灰，井水也已不能再用來飲用。村委會范姓幹部告訴亞洲週刊，農村習慣有病不同人講，怕被人歧視，「癌病患的數字遠高於目前公開的這些。」垃圾焚燒發電廠周邊雖然有綠油油的菜地，但當地村民都不吃自己種的菜，低價賣給菜農拉到廣州去賣。面對如此惡劣的生存環境，村民曾向政府提出抗議，都被政府派出公安和武警鎮壓下去，幾十個村民被抓。儘管當局承諾，沒有村民同意第二期不開工，但零九年九月，在武警護衛下，新廠還是開工了。

早上五點至八點，晚上七點至十二點是焚燒高峰期，李坑村居民告訴亞洲週刊，每天約五百車垃圾進去，燒剩約四十車垃圾灰出來，過濾後製磚。現場所見，經焚燒的垃圾很多尚未完全變成灰燼，連塑料都沒完全溶化。

據悉，中國有些焚燒單位從利益考慮，用煤代替添加劑，燃燒溫度不夠，以至垃圾不能充分燃燒。

香港理工大學土木工程系蔡宏教授表示，垃圾處理是科學的系統工程，並不是說垃圾焚燒一定不行，需要因地制宜作出選擇。但「焚燒效率必須提高，百分百的可燃物體會變為二氧化碳和蒸氣，一般不會達到百分之百，有些揮發性的有機物，部分是巨毒的。所以我們常質疑，空氣中有股難聞的味道，周圍的癌症發病率特高就是這種東西禍害。需要提高燃燒效率來減緩」。

分類是垃圾焚燒前提

垃圾在焚燒過程中會釋放出七十五種有毒物質，其中最毒的二噁英能進入食物鏈、甚至進入母乳，引發癌症。世界各地的垃圾焚燒污染事件，讓各國都加強了對垃圾焚燒廠的管理和監控，並將垃圾的源頭減量和分類回收作為焚燒處理的前提條件。

蔡宏教授指出，不要急急忙忙趕時間上項目，即使需要建垃圾焚燒項目，也要認真評估，「能回收的，盡量回收，能填埋的盡量填埋，在戰略上按科學程序一步步考慮，作出恰當的選擇和處理。中國垃圾處理需要作出綜合科學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