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九年，香港市民為聲援大陸異見人士劉曉波被判刑吶喊，這風波在六十年前就埋下伏筆。一九四九神州易幟，香港成為中國民間唯一自由空間，南來知識分子唐君毅、錢穆的文化中國理念，以及金庸等獨立媒體人，超越政治中國與國共之爭。香港在夾縫中的自由，意外制衡兩岸專制權力，在六四及保釣中匯聚全球華人民氣，也支援台灣黨外和民主化運動。回歸後的香港與中國改革力量關係更密切，自由空間將持續改變中國。

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當天，香港市民遊行到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中聯辦）示威抗議，現場你推我撞，有人受傷。兩天後，再有二十一名港人到香港深圳羅湖口岸示威，六人被拘留，包括兩名記者。

這樣的風波，其實在六十年前就已埋下了伏筆。

一九四九年，香港是逃避戰火者的暫留地，更是政治異見者的避難所。逾百萬難民湧進香港，有的為生活，有的逃避政治追殺，有的是過客，有的為生意，他們聚合在這座城市，改變了這座城市的體質，也改變了它和中國的關係。中國的民間社會，意外地在這座城市凝聚成一股文化與社會的力量，保留了在台海兩岸被國共所閹割的言論自由和獨立思考能力。當時，兩岸三地，唯有香港才能提供如此包容和自由的空間，讓不同意見和立場人士得以呼吸。而六十年來，港人在爭取香港民主的同時，也為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民主奔波、吶喊。當《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劉曉波被判刑的消息傳來，台灣大部分人由於陌生而產生疏離，大陸大部分人在高壓下未敢揚聲，唯獨在香港，會出現二十一名年輕人手綁著手，在羅湖邊境高喊「釋放劉曉波」、「釋放所有維權人士」，也有香港詩人廖偉棠為劉曉波寫下《致一個被囚者》詩句；也唯有在這開闊的空間裏，二十年來，均有成千上萬的人們出席「六四」燭光晚會，淚眼盈眶，自由歌唱……

這六十年來，尤其是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京港兩地人民交流日漸頻繁，從屈臣氏到小肥羊火鍋，從劉德華到周迅，從杜琪峰到馮小剛，兩地人們不僅分享了彼此的生活方式，也分享了彼此的視覺、聽覺和味覺。每逢節日，數以十萬計的港人經羅湖橋回到大陸，每一天，也有數以萬計內地自由行人士到港旅遊，他們在香港書店可以買到被大陸禁售的楊繼繩《墓碑》和趙紫陽《改革歷程》。過去六十年，香港不斷在兩岸之間爭取自由中國的發言權，今天，它更成為中國大陸改革派的希望。同時，中國的商業利益也和香港息息相關，二零零九年，香港成為全球新公司上市最多的股市，而其中又以中國大陸企業佔絕大多數。大陸與香港的經濟利益已經密不可分，互為依存，更不要說商業社會中所強調的資訊自由與法治精神，也逐漸滲入中國社會的每一角落。香港，這一個夾縫中的自由空間，一個推動兩岸前往自由彼岸的空間，從一九四九開始。

一九四九年，劉以鬯三十一歲，從上海飛抵香港啟德機場，原意拓展出版行銷，暫居灣仔六國飯店，不料神州易幟，劉以鬯決定寓居香港，後來更加入國民黨在香港的機關報《香港時報》擔任副刊編輯，並發展出獨立的文學思維。劉以鬯在香港一住六十年，意外地為香港文學灌溉豐富土壤，也改寫了香港文學歷史；十年後創辦《明報》的金庸，一九四九年才二十五歲，他在香港已經投入共產黨的《大公報》工作，但後來創辦以「知識分子辦報」自許的《明報》，並多次在社論上和《大公報》筆戰，展現獨立思考；羅孚本來長期替中共肩負文化統戰的工作，曾經擔任《大公報》副總編輯兼《新晚報》總編輯，但由於同情「六四學運」，卻反過來被誣陷為「美國間諜」，在北京被軟禁十年。回港後，他撰寫很多文章，揭露中共畸形體制下不合理的地方。

這三位本來分屬不同背景的知識分子，以香港為基地，追求開放與自由的信念與實踐，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香港這個獨特的空間，和它的殖民歷程緊緊相連。一八四一年，滿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簽定《穿鼻草約》，開啟香港的殖民時代。非常意外地，這個被殖民的身份和處境，到了四九年，成為國共內戰的延伸，隨後，成為韓戰後援區以及東西方冷戰的磨心。這個原本夾在種種矛盾衝突夾縫的城市，四九年開始為不同意見人士提供自由的空氣。

中國政權易幟，也使香港成為一個新的宣傳和文化戰場。國共內戰延伸香港，雙方以自己的論述來提升影響力，這裏容下了親北京的《文匯報》、《大公報》，也讓親台灣的《香港時報》、《工商日報》刊印發行。同時，超然於兩黨的民間力量，也發展香港為它們的根據地，成為一股制衡國共意識形態的民間力量。

在香港興學的唐君毅、錢穆、張丕介等學者，在九龍深水桂林街創立亞洲文商學院（翌年改名「新亞書院」），希望以文化中國超越政治中國。他們關心中國，但也獨立於政府和政黨。那些曾經在兩黨之間有傾向的知識分子，像金庸、劉以鬯、羅孚等人，來到香港，最後都不再是國共兩黨的文化工具，並長成自己的獨立人格，對現實的中國和香港提出批判視角。

香港從一九四九開始，已經對台灣的獨裁專制政治加以制衡。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香港就成為台灣反專制力量的重要基地。四八年「二二八」週年紀念當天，右派的廖文毅、黃紀男，和左派的蘇新和蕭來福等人，在香港半島酒店成立「台灣再解放聯盟」，意謂台灣剛從日本殖民手中走出來，卻又走進國民黨的專制下，必須再解放。這個團體包括左右派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人士，他們不容於大陸，在台灣更無處棲身，唯有香港這片獨特的土壤上，才能呼吸自由空氣。

五、六十年代，台灣的白色恐怖受到香港媒體和知識界關注，一些台灣作家的部分作品也因為通過不了國民黨的「書刊審查小組」而在香港出版。七十年代中，曾經在《自由中國》發表文章，後來負笈美國的台灣作家於梨華，就曾經因為在一九七五年和丈夫訪問中國大陸，被國民黨視為「投共」，以至部分作品需要在香港出版，包括散文小說集《新中國女性及其他》和《誰在西雙版納》，便透過香港「七十年代雜誌出版社」和「天地圖書出版社」付梓。此外，香港也成為台灣黨外運動和在野黨的支援基地。當台灣異議分子被迫流放海外，香港往往是他們的緩衝地。一九七零年，當時被國民黨通緝的彭明敏，就是以長髮、蓄鬍的嬉皮打扮，從松山機場搭機飛抵香港，再從香港轉飛曼谷，再輾轉到達瑞典斯德哥爾摩。到了八十年代，台灣的老兵和外省人想回大陸見骨肉家人的時候，香港的媒體如《明報月刊》、《七十年代》等，都登載了大量文章支援。

香港獨特空間的呈現，最明顯的例子，當然是保釣運動和「八九學運」中扮演強大的後盾。保釣運動始於七十年代初，全球華人對美國把釣魚島交予日本非常憤怒，除了北美華人聚集在波士頓、紐約、華盛頓抗議美日勾結之外，兩岸政府也對美日的協議提出嚴厲抗議，香港學聯更於七一年七月七日在維園發動「保衛釣魚台七七大示威」，最後更和警方爆發衝突，二十一人被捕。但時移勢轉，今天，全球華人主力敲響保釣運動鼓聲的，似乎還是香港人。在台灣，雖然保釣行動不曾停歇，但在本土意識高漲之後，保釣也近乎偃旗息鼓。而北京，更因為害怕民族主義爆發不可收拾，強勢壓抑保釣運動。只有在香港，近十年來，幾乎每年都有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前往釣魚台宣示主權。這項中華民族保衛國土的行動，居然要一個曾經被殖民一百五十年的城市來打頭陣，也是悲哀。

而在「八九民運」中，香港更是整座城市都動員起來，除了演藝界人員如岑建勳、鄧麗君、梅艷芳、成龍、陳欣健組織了「民主歌聲獻中華」，籌得一千三百萬港元支援北京學運之外，兩次逾百萬人的大規模抗議，更凝聚了香港不同意識形態的力量。此外，本來親北京的《文匯報》，當時也力抗中央，五月二十日，即總理李鵬宣布戒嚴翌日，在社論寫上「痛心疾首」四個大字，表達對北京處理學生運動方法的憤怒。而「六四事件」後，港人陳達鉦（六哥）、羅海星等人組織的「黃雀行動」，營救了三百多名民運人士經香港逃亡海外的事件，更充分顯示香港在中國政治中的獨立角色。

香港獨立而自由的角色，啟於一九四九年的國共分治，人們在政治、文化、教育和經濟各個夾縫中覓得自由而寬廣的天地。

夾縫中的政治：諜影幢幢，詭譎多變

一九四九年，夾縫中的香港政治，超越獨裁僵化的意識形態。當年，國共內戰激烈延伸至香港，政治暗殺和諜情鬼魅不斷，九月二十日的《星島日報》頭版頭條大題如此寫道：「楊杰昨夜遭暗殺」。楊杰原為國民黨將軍、陸軍軍校校長，據研究多年國共歷史的李龍鑣說，當年蔣介石發現楊杰有投共之嫌，派六名特務高手從台灣潛進香港，進行暗殺。幾乎是同一天，根據《香港左派鬥爭史》作者周奕口述，約一百多名在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員獲知會，須回去「解放區」打游擊。周奕說，當時國共雙方的情報人員均利用香港的殖民地身份，作為擴大和支援前方活動的根據地。這種國共諜情戰，一直延伸至九十年代中，期間，一九五六年發生了親國民黨人士鼓動的「雙十暴動」，及六七年親共產黨動員的「六七暴動」，兩次暴動中，國共情報系統均被認為是幕後推手。惟有香港才能讓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國共雙方都在這裏組織和發動政治運動。

除了政治諜情，國共也透過香港的獨特空間，在傳播媒介展開輿論爭奪戰。當年由胡文虎家族主掌的《星島日報》，一般認為是傾向國民黨，但四九年十月一日，卻在頭版頭條出現《中央人民政府產生／毛澤東當選主席》的大標題。長期研究香港左翼力量的周奕對亞洲週刊說：「當時星島表面上是親台灣，但裏面早已經有共產黨的人，當時的社長林靄民已經倒戈中共，所以版面內容也打游擊式的親共。」除了十月一日，同月十五日《星島日報》第四版，也以「廣州天亮了！」的大標題來描述當時國軍失守共軍攻陷廣州城的情況。周奕說，後來老板胡文虎對報章出現「游擊式」的左傾非常不滿，幾個月後解僱了林靄民。

在工人運動上，國共也以香港作為戰場。二戰後，香港急速的工業發展和勞動力的投入，意外地激化了國共在香港的鬥爭，最後導致殖民政府把大批左翼工運人士遣送出境，也埋下香港工人運動一蹶不振直到今天的伏筆。「當年影響力最大的工人運動，應該是『羅素街血案』。」同時也撰寫《香港工運史》的周奕分析，當時由左翼工聯會支持的電車工會罷工，以及後來在羅素街發生的暴力鎮壓，是殖民政府最終決定遣送大批左翼人士出境的很重要原因。

四十年代末左翼工會的急速茁壯，和英國殖民政府「錯估形勢」有很大關係。中文大學退休教授盧瑋鑾（小思）表示，雖然她專注研究文學史，但後來發現，政治對文學影響太大，不能忽略。她說：「四八年，殖民政府為了平衡國共在香港的勢力，還批准左傾的工聯會成立，但到了四九年，港英見共軍在中國大陸氣勢如虹，而在香港的左翼工會、學校、報章、文藝團體在香港的組織力也越來越強，殖民政府才開始調整對國共政策。」然而，港英殖民政府當年為了平衡國共，批准左翼工聯會成立的決定，卻為香港工人運動打開一個出口，雖然工運於五十年代被壓抑，但到六十年代中後期，左翼工會隨著中國大陸的文革以及全球左翼運動的熱潮而復興，對當時香港的社會運動起了一定作用。今天，雖然香港工運已奄奄一息，但已有六十一年歷史的工聯會，卻擁有超過三十二萬會員，成為香港會員人數最龐大的政團。

香港不僅在國共夾縫中尋找自由天地，也在國際政治博弈中找到獨特位置。一九四九年九月五日，共軍駐集在粵北口，伺機南進，當天的《華僑日報》頭版有一則關於香港前途的新聞，標題是這樣寫的：「中共對港政策／將由莫斯科決定／武力進攻或施行封鎖」；一九四九年九月，華府和倫敦決定增兵亞洲，「合力保衛香港」；同年十一月，空軍參謀總長史力沙抵港視察香港空軍，到一九五零年韓戰爆發，英國更將原本派駐香港的遠東艦隊調往朝鮮，首度將香港扯進東西方冷戰前夕的戰場。根據當時英國海軍駐華情報主管Paul Draken的日記，當時香港同時是國共軍火私運的轉口站。日記寫道，韓戰爆發，Paul Draken負責禁止任何可能成為軍事武裝的物資經香港進入中國大陸：「當時好幾艘之前中共透過香港洋行以廢鐵名義採購的二戰報廢除役軍艦，包含兩艘巡洋艦與數艘驅逐艦都被我擋了下來，若是他們成功進口，中共的海軍武力將遠遠超過國民黨，後來台灣海峽的局勢可能就不一樣了。」連串的政治及軍事部署，突顯了香港儘管處於國際政治舞台的夾縫中，但同時也因此讓它避開了僵化的政治意識形態，蓄養了獨立的政治自由的空間。

夾縫中的文化：以文化中國超越政治中國

一九四九年，不僅左傾右傾的教育者和文化人選擇香港作為推廣意識形態的根據地，在民間，大批對共產政權有懷疑、對國民黨也不放心的知識分子，也暫居香港，希望在這個獨特的空間裏，開拓文化中國超越政治中國的版圖。

一九四九年，錢穆、唐君毅和張丕介三位先生創辦了新亞書院，象徵著那一代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承擔。四九年已入學的學生列航飛，今年已八十歲，他說：「四九促成了新亞書院，它是那個時代中國知識分子辦學的典型例子，他們教學的理想是求學和做人，令中國文化不致湮滅，但若說四九年只談新亞，那對文人辦學有欠公允。」除了新亞外，當時文人辦學風氣很盛，他們創辦不少大專院校，包括文化、光夏、崇僑、廣大、中國、逸仙等，四九年後繼承廣州大學的華僑書院，另有商專的平正書院，以及邵光夫婦創辦的基督教中國聖樂院等，部分文人辦學理念弘揚新儒家精神，但同時也有濃厚的政治意味，一些右傾知識分子希望透過辦學滲透反共的意識。

親中共的學校，在二戰結束後也蓬勃建立，像漢華、香島、勞校、培僑、福建等早於四九年前成立，中共建政前後，即國共仍劇烈拉鋸之際，這些在香港的左派學校更扮演很重要的支持角色。

除了教育，當時香港報章副刊的政治光譜也相當寬闊。左右陣營報刊雖然壁壘分明，但暗裏也相互滲透。當時明顯具左翼色彩的報章有《文匯報》、《大公報》、《華商報》，而右翼色彩濃厚的則有《香港時報》、《工商日報》等，但雙方諜情工作早就滲入媒體，尤其是副刊。然而，在諜情詭譎的背後，卻是一篇篇超越左右、在意識形態夾縫中找到廣闊生存空間的副刊連載小說、散文和詩，對香港往後六十年的文學產生重要影響。

二戰後流亡到香港的作家，像報人、作家曹聚仁所形容的：「大部分都很窮」，包括四八年十二月從上海飛到香港的作家劉以鬯。劉以鬯說：「這些年南來的作家，空虛、失落，苦悶到極點。」不過，他很慶幸，香港讓他們活下來。「是窮，但我有一枝筆！加上香港開放的空間，我們可以活下來。」他第一篇寄出去的稿子，是寄到當時《星島晚報》副刊的連載小說，「第一次寄就登出來了。當時不少大陸來的作家是靠寫稿維生的」。當年像劉以鬯這種「暫居」香港的作家，還包括曹聚仁、徐訏等。他們傳承了「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也帶來了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新趨勢，避開了中國大陸的文學「斷層」和台灣的文學「白色恐怖」，在香港滋養出一種獨特的「香港文學」。盧瑋鑾說：「當時我都是看南來作家的作品，他們對香港文學影響極大，後來的也斯、西西等，受他們影響很深。」歷史偶然發生，無聲無息影響了今天的偉大。如果當年劉以鬯不是到香港尋找書籍的出版銷路，如果國軍不是戰敗大陸，又如果，劉以鬯不是決定留下來，今天，也許我們看不到王家衛的《花樣年華》和《二零四六》登上國際影展殿堂。

除了文學，華語電影也在夾縫中的香港找到成長的土壤。四九年中國政權轉移後，電影成為為政治服務的工具，進一步使上海相關資金南移。

一九四九年，從上海南下的電影製片人張善琨批評當時粵語片製作粗疏，在香港成立長城電影公司，主張拍攝認真的國語片，著重劇本及製作，往往幾個月才拍成一部電影，第一部是四九年出品的《蕩婦心》，由白光主演，哄動影壇，接下來的《血染海棠紅》及《一代妖姬》也大受歡迎。

香港成為中國電影中心後，也引發左右派電影人的角力。步入五十年代，左右派角力緩和，香港電影的政治色彩亦轉淡，淡化的力量來自市場。來自星馬資金的電影公司如光藝、電懋及邵氏到香港大展拳腳，成立片廠、興建戲院、開辦藝員訓練班及引入先進器材，開拍大量高質素的商業電影，大受觀眾歡迎。市場令政治讓路，商業片成了香港電影主流，邵氏更自此立足香港，建立電影王國，業務更擴展至電視業，影響至今。

夾縫中的教育：滋養「職業人」精神

一九四九年夾縫中的文化土壤，培育出超越政治意識形態的果實；夾縫中的西方教育模式，則滋養出香港「職業人」精神，也為今天香港社會對專業的認同和信念奠基。

一九四九年，中共取得政權，大量傳教士將大本營撤離大陸轉投香港，來自歐美不同教會、救援及義工組織，在香港催生了教會醫務所、幼兒園及中小學，延伸成為今天香港社會服務及教會學校的支柱。

韋伯在一九二零年出版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精神」，是一種「以職業觀念為基礎的理性的生活經營」，而這種生活經營，「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中孕育出來的。」這種「職業人」的性格，影響香港人直到今天。

當時的傳教士主要分兩批南來，第一批是四九中國風雲變色，各國傳教士退守香港，計劃日後徐圖再進；第二批是五零年六月韓戰爆發，中國與西方處於對立狀態，各地傳教士被迫退到香港等待返國。

這些身懷教學及醫護專長的年輕傳教士，在香港目睹滿路傷兵，四野難民，小童失學，很多都選擇留下來。為人熟知的包括從湖南「復初會」退來的護士傳教士麥瑪莉（Mary Edna Myers)，當年她每天提著藥物籃子到處為人醫病，而從湖北退來的「蘇格蘭宣道差會」的孫海倫（Helen Wilson)，則在港參與創辦香港靈實肺病療養院工作，從陝西退來的「挪威協同差會」的司務道（Annie Skau Berntsen)，本身也是護士，拿幾個紙皮箱就建立了臨時診所，其後在港創立幼兒園及香港靈實醫院。由教會和傳教士創立的學校及其他慈善機構，在香港往後的社會穩定裏，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一九四九年從汕頭隨母親到香港的李龍鑣，當時就是念天主教西南中學和高主教中學。他回憶：「當時很多教會在香港辦學。除了教會學生，國共兩個陣營的人士也在香港辦學，但教學和學生質素，就明顯比教會學校差了。」

然而，由於當時教會或服膺教義、或希望和殖民政府保持和諧關係，對教友言行多加管束，引來批評。

一九五一年被中共驅逐、本來在江西南昌傳教的英國人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 ）在回憶錄《我看殖民時代政府》中提到，她從大陸到香港後，看到警察官員貪風極盛，教會卻不准教友發聲，使她毅然退出教會，自辦慕光英文書院。六三年葉錫恩開始從政，為基層爭取權益，多次揭露殖民政府官員貪污腐化，曾經被視為「真正的香港良心」。六十年來，教會支持的學校和社團，為香港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提供了很好的發展空間。

夾縫中的經濟：華麗和動盪中見生機

六十年前的那場國共內戰和東西方冷戰結構，間接促成教會到香港辦學，也對香港後來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發揮正面作用。一九四九年前後南下或暫居香港的，除了敗退的國軍、逃難的老百姓和文化人，還有大批的大、小商家、創業者，他們成為二戰後百廢待興、資源匱乏的復元動力。

香港現任政務司長唐英年的爸爸唐翔千，今年已經高齡八十六歲，一九五零年來到香港，談到他的創業事蹟，依然清晰難忘。唐翔千生於無錫紡織世家，負笈美國，四九年見大陸山河變色，決定留居香港，後來參與創立中南紡織廠，更和從浙江南下的安子介等共同創業，形成一個漂染、織布、紡紗、針織、製衣、貿易一條龍製衣業王國，並將製成品轉口銷到美國、澳洲、東南亞等地。除了唐翔千，四九年前後到香港的創業者還包括前政協副主席安子介、創辦「中國染廠」的查濟民、「紡紗大王」陳廷驊、「世界船王」包玉剛等等，他們不僅帶來了資金，也將當時江浙一帶先進的紡織技術帶到香港，為香港奠下亞洲四小龍之首的基礎，也為六、七十年代蓬勃的現代化工業發展，以及七十年代冒升的「香港精神」提供主要動力。

在夾縫中，香港的經濟扶著雲梯直上，根據統計，四九年香港的GDP增長達到百分之三十一。這一年暑假，李龍鑣隨著母親從汕頭坐飛機抵達九龍城啟德機場，李龍鑣對香港的第一印象是：「當時機場很簡陋，好像只是由鐵皮搭成。」其實，當時香港的啟德機場，已屬世界三大民航機場之一。大量人力和財力湧進，不僅彌補當時香港的經濟缺口，也彌補了歐洲大國工業在二戰中的傷口，成為香港和國際工業化接軌的關鍵。

從一九四九到二零零九，香港這一片自由天空一直影響中國大陸，而回歸十二年來，香港的言論及其他自由也能持續，但未來的日子，這片自由天空是否依然亮麗？如果中國大陸一天沒有政治改革，而基本法二十三條這把兇刀又懸在香港人頭上，香港的言論自由就會大受威脅。擁抱香港這一片自由的天空，不僅是為了七百萬港人，也是為了讓自由的空間延伸至十三億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