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不高興》兩位作者黃紀蘇、宋強認為，中國要對西方說不，不僅要從三等艙到一等艙，而且要到駕駛室。南方朔認為，民族主義要有人權等價值配合才能獲得正當性。

中國到底高興不高興？誰高興？誰不高興？繞口令一樣的話在知識圈、輿論圈流行了大半年，全因為零九年三月的爭議暢銷書《中國不高興》的出版。看過沒看過的人都要說兩句，不想說，也有人問，像是表態、站隊一樣，非要說出個所以然來。讚揚這本書「有條件地與西方決裂」，「對美國和資本主義制度批判到位」的學者，被歸納進「左派」陣營。批評這本書「宣揚極端民族主義」、「民粹化傾向」的知識分子，被視為「右派」、「自由主義」精英。也有許多人把本書視為單純的暢銷書，只為了吸引眼球。

本書作者之一黃紀蘇自嘲：「我的朋友說，你們幾個鬧得全國人民都不高興，你們幾個偷偷高興。」《中國不高興》發行七十萬冊，取得商業上的巨大成功，也引起了關於民族主義問題的廣泛而激烈的爭論。熱議之下，亞洲週刊借香港書展之機，請來本書作者黃紀蘇、宋強，與台灣著名時評家南方朔對談。七月二十六日，《中國怎樣才高興》的亞洲週刊人文講座在香港大會堂舉辦，黃紀蘇、宋強、南方朔三位主講，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主持，鳳凰衛視新聞主播盧琛任司儀。講題吸引了超過七百名觀眾到場。

邱立本在開場白表示：中國不高興，中國人是否也不高興？鄧玉嬌不高興，要送鄧玉嬌進精神病院的官僚是否也不高興？在內部尖銳的矛盾中，中國應該尋找更高的軟實力與制高點。

黃紀蘇首先對《中國不高興》的論點作了闡述，他以航船作比喻，認為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裏，中國取得了許多成績，「打個比方，我們在船上，原來是三等艙，現在是二等艙了，今後到一等艙去」，但問題是「這條船可能出問題了，可能有很大的危機」，他說：「如果我們以前看不清，去年發生了全球的金融危機，說明西方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體系出現了嚴重的危機。這條船會把人類，包括我們中國人帶到什麼地方去，這是我們擔憂的事情。」黃紀蘇認為，許多批評說《中國不高興》是在批判美國，事實上，他覺得「中國應該樹立更大的目標，對西方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改造」，「十年前說中國可以說不，其實是對西方說，你們少對我們說不，讓我們把自己的事情管理好。但是今天，還真是得對西方說不。你們這條船出了問題，我們如何對這條船進行改造。我們不僅僅是要從三等艙到一等艙，而是要到駕駛室去，把這條船調整到應該的航向上去」。

黃紀蘇也提到，有許多批評認為，中國自身現在還有民主自由公平環境等等各種問題，有什麼資格進入駕駛艙？他說：「中國這三十年取得巨大的成績，我們應該肯定他。我們不認為中國是最好的狀況，但也不是最壞的狀況。中國目前的體制、社會的確還有很大的問題，距離進入駕駛室還有相當的距離，所以要學會不高興。首先是對中國自己不高興，對種種問題進行改良，獲得進入駕駛室的資格。」而他堅持認為，改造世界，是中國的大使命：「我要說，我們真的有這個資格。在幾百年裏，在資本主義大洗牌裏，全世界多少文化都被一筆勾銷了，但中國挺過來了。這並非盲目自大，我們應該成為世界的管理者之一、領導者之一，把廣大發展中國家、新興國家及發達國家內部的新興力量結合起來，奪過世界進步的領導權，進入駕駛室，對人類航船做一個調整。」

參與撰寫十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以及當下的《中國不高興》兩本書的作者宋強發言表示，十年前的「可以說不」，五位作者都非專業時評家，替換性很強，但代表了一種「草莽的聲音」，並激起了巨大的反響，成為中國民間思潮的重大事件。十年之後，「雖然當時的觀點很粗糙，但很多事情不幸印證了當時的觀點」。宋強表示，現在很多對國家的激烈批評聲音，往往陷入一種情結，「為反而反」，「我們主張內修人權，但同時，不能用憤懣把這個國家前進的很多東西否定掉。」宋強表示堅持十三年前的情感抉擇，同樣歡迎一切批評。

台灣著名時政評論家、亞洲週刊總主筆南方朔對兩位作者的發言以及《中國不高興》的內容做了回應。他用美國黑人的例子表示，在被壓迫的族群裏，更重要的是自我奮發和努力，而非抱怨：「七月十六日是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成立一百年。這一百年裏，黑人的不高興是非常嚴重的，特別是四十年前，黑人開始懂得發聲，他們的激烈派甚至認為美國南部六州應該獨立，白人應該賠償黑人三千億美金，更激烈的主張要拿起槍來對幹。那是一段非常悲傷的歷史，很多人被暗殺。可是有人在壓迫，也有人在奮起，最後是努力的聲音打敗了不高興的聲音，黑人的命運開始有了改變。一百年前的黑人只佔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他們是被白人欺負到踩到腳底下的；一百年後，黑人小孩長大後坐牢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五倍，他們仍會被欺負，但美國選出了一個黑人總統。在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成立百年紀念時，奧巴馬發表了一篇演講，他說，沒有人決定我們的命運，我們的命運都是掌握在我們手裏的。作為一個黑人小孩，絕大多數人都是在幫派、吸毒的環境裏長大的，可是我們不要抱怨，沒有藉口。」

「不高興」不是「不努力」的藉口，南方朔認同《中國不高興》書中的一段：中國人應該證明自己很高尚。命運再壞，最後的決定權還是在你自己。

另一方面，「不高興」當然客觀存在，這樣的情緒是出現自我的表現，但如何表達自我，是更重要的問題。南方朔說：「一千年前，北宋中國是全世界最富的國家，然後持續衰落。一九七五年左右是中國衰落的谷底，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只有歐洲的百分之零點七五，可是從這個谷底，中國人開始很努力地爬起來，去年人均國民收入已是歐洲的百分之十。任何一個民族被壓迫久了，有一天，忽然之間出現自我，這時候，自我的表達非常重要。如果表達好，可以帶來國際創新；如果表達不好，可能是另一場災難的開始：傲慢、自大，甚至拿槍對幹。」

要強大更要偉大

南方朔回憶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流行的政情片《河殤》：「那是中國最沒有氣勢的時候，黃河也不對了，長江也不對了，長城成了我們封閉的源頭。子孫不肖，怪祖宗，什麼天理啊。」他同意愛國主義對一個國家而言是很重要的價值，但他也警醒在座者：「可是愛國主義起來的時候，要有很多別的價值配合：你有沒有人權價值、官員的清廉價值，讀書人有沒有負責任、專業化，幫老百姓代言這樣的價值？當種種價值相配合時，民族主義取得了正當性。外國不會畏懼你，而會敬畏你。被別人尊敬，和讓別人害怕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當中國崛起，中國人要開始試著發聲的時候，要警覺，不要讓別人害怕，要讓別人對你尊敬。」

亞洲週刊總編輯邱立本認同南方朔觀點，認為中國的力量不應只靠GDP上升來說明，「不僅實力要強大，而且應該有偉大的價值，在國際舞台上不是被害怕，而是被尊敬」，他認為，未來中國應找到更強的民間社會動力，「不僅靠政黨或者政府，而靠民間的力量凝聚新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