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紫陽三十小時錄音出版回憶錄，幕後推手是四位中共老人：前國家新聞出版署長杜導正、前國務院秘書長杜星垣、前中紀委副書記蕭洪達、前《光明日報》總編輯姚錫華，而前廣東省委書記林若提供錄音機和磁帶。杜導正草擬了提綱，寫序言。錄音帶複製多套分置幾處，最後由趙的舊屬鮑彤之子鮑樸在香港出版。鮑樸指稱出版前在香港曾被十幾人輪番跟蹤，但出版消息曝光後，跟蹤者即消失。

人生真是一部不斷書寫的歷史。在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去世四年多之際，他生前秘密錄下的三十小時錄音講話，在零九年五月整理成英文版《PRISONER OF THE STATE》（《國家的囚徒》）、中文版《改革歷程》先後出版，引爆全球「六四」熱門話題。趙紫陽遠走了，留下的錄音卻繼續書寫歷史，對中國改革歷程的反思，對「六四事件」真相的披露，無疑颳起一股「趙旋風」。

亞洲週刊獲悉，趙紫陽這三十小時錄音的幕後關鍵推手，是中共四位退休老幹部，他們是：杜導正、杜星垣、蕭洪達、姚錫華。他們從二零零零年起，即在不同的地點，開始這項秘密黨史記錄的工程。

今年八十六歲的杜導正，曾任北京《光明日報》總編輯、國家新聞出版署長，現任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炎黃春秋》雜誌社社長；今年九十五歲的杜星垣，曾任國務院秘書長、四川省委書記、水電部副部長；已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去世的蕭洪達，曾任中紀委副書記、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廣東省委常委兼辦公廳主任；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去世的姚錫華，曾任北京《光明日報》總編輯、中共中央中南局宣傳部理論處副處長、廣東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國防科委政治部秘書長。他們都曾經與趙紫陽共過事，是他的老部下，是與趙紫陽來往最密切的朋友。

不能不提的，是另一位遠離北京、住在廣州的前省委書記林若。他在趙紫陽開始向四位老人口述回憶之後，聽杜導正訪穗時提及此事，即提供了錄音機和錄音帶，要用聲音將被壓制的秘密記住。

最主要的幕後推手杜導正，五月十八日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說：「參與趙紫陽錄音的，包括趙紫陽在內一共是五個人，現在已經走了三個。全部錄音就是我們四個趙紫陽的老部下一手操作的。」

據知，這一錄音是杜導正最初發起的，最後也是他完成的。他說：「這部書的序言三千字左右，是我寫的。我開始不願寫序，趙紫陽家人多次提出。拖到今年三月，我住在協和醫院，他們又來催我。後來，我想，參與的幾個人，紫陽和蕭洪達、姚錫華三個走在我們前面，如今剩下我和杜星垣，年紀都大了。這麼一想，我就對紫陽家人說，我寫序義不容辭。我寫得很平和，很公正，很穩妥。」杜導正說：「我曾經建議，根據錄音整理出版的中英文版書，避過『六四』，在零九年『六四』以後出版，但這一建議最後沒有被接受。」

他說：「趙紫陽作為『六四』事件最重要的當事人的一方，是被告的一方，前幾年那種形勢下，被告是不能說話的，都是另一方面的聲音，可以說是鋪天蓋地。因此，他作為當事人的重要一方，有責任、有權利，講一講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自己知道的情況。他在這些錄音中，主要講的是『六四』，而後講的是『六四』前因後果，講他自己的看法，又進一步談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的功和過，談了中國共產黨革命前後，建國和治國中的成和敗，談了共產主義的興和衰。我一再鼓勵他談，可以說，趙紫陽與胡耀邦相比，趙讀書沒有胡讀得那麼多。耀邦讀書特別多，紫陽讀書顯得少些，他退下來以後才讀了很多書。退下來，他有時間了，看了很多材料，結合他的實踐經驗，作了很多思考，海闊天空地想了很多問題。他的錄音談話，是一層一層展開的，很有條理。」

杜導正說，八九年「六四」事件後，政治氣氛很緊張，他們這些趙紫陽的老下級與趙的關係都斷了，他們去不成趙的家，趙也無法與他們打招呼。直到一九九二年氣氛才開始鬆動。他們才與趙紫陽恢復了聯繫。杜導正第一個向趙紫陽提出：「你要留下東西，你是當事的一方，把你了解的情況，把你的看法寫下來。古今中外，大人物都有回憶錄。」趙紫陽開始不同意，說恐怕沒有什麼意義吧。

一次，杜導正與蕭洪達一起去見趙紫陽，杜導正回憶說：「那次，我話說得很重，說這不是你個人的問題，『六四』是中共歷史上很重大的政治事件，如此驚天動地，你是重要的當事人一方，你應該留下你的聲音。這對今人和後人研究這段歷史，研究這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很有價值的。你有這份責任，對黨負責，對百姓負責，對這世界負責，對歷史負責，你應該也必須講出自己的看法。後來他總算同意了，說：『好吧，那你們寫一個提綱，我來回答。』」杜導正草擬了一個提綱，擺出幾十個問題。趙紫陽為了準確回憶，曾派秘書去中南海查資料，卻被當局拒絕。杜導正說，那次對趙紫陽的內心傷害很大。

一開始，杜導正、杜星垣、蕭洪達、姚錫華都在場，當時沒有錄音，由杜導正筆錄，他曾做過記者，有筆錄的習慣。趙紫陽談，他們四個人在旁聽。一次，杜導正去廣州見廣東前省委書記林若，杜導正說起趙紫陽談話的事。他倆都覺得應該錄音，免得記錄不準確，被人懷疑真假。林若說，他有一台最好的錄音機，讓杜交給趙紫陽，那天還給杜十盤錄音帶。那以後，趙紫陽的談話就開始錄音了。後來杜星垣、姚錫華身體不太好，就不參加了，只剩下杜導正、蕭洪達兩人繼續錄音，而後蕭洪達身體也不太好了，只剩下杜導正一人堅持著，陪伴趙紫陽錄音。一次，杜導正對趙說：「紫陽，反正是你講，我們也不用陪你了，你就自己對著錄音機講吧。」於是以後都是趙紫陽自己講自己錄音了。

杜導正說：「趙紫陽的談話錄音，前後複製了三套，趙那裏一套，姚錫華那裏一套，我保留了一套。我們都有了錄音，講得很清楚，邏輯很嚴密，述得很有條理。談話中有很多看法是很不錯的，給人很多啟示。當然，他談話的觀點，我並非全部贊同，有些觀點可能還是錯誤的。一次，我對蕭洪達說，根據這些錄音，整理成文字，馬上就可以出版。當然，那時根本就不可能出版的。」

杜導正還未被找麻煩

至今，當局沒有找杜導正就此事談話，他說：「執政黨和政府，比過去文明多了，如果是在過去，我們這些人都會被拉進監牢去了，不入獄的話，至少都發配去青海、寧夏了。總體上說，現在是大大進步了。問題是我們希望它進步得再快一點。」

英文版《國家的囚徒》已於五月中旬推出市場，反響強烈，各地書店奇貨可居。中文版《改革歷程》，將於五月二十九日在香港上市，由鮑彤兒子鮑樸任出版人的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他父親鮑彤是趙紫陽前政治秘書，目前依然被當局軟禁在北京寓所，他是出版書的主要策劃者，他自認「這是趙紫陽留給我的最後任務」。《改革歷程》首印八千冊已被大小書店書攤預訂完，由於事前低調保密，不知情的印刷廠沒有準備印刷紙張，出版消息突然曝光，印刷廠措手不及，急急購買紙張，匆匆加班趕印。

鮑樸接受亞洲週刊訪問時透露，他知道這一份錄音帶的存在是二零零五年，是趙紫陽去世以後，錄音帶分散在幾個不同的人手上。從他們手中收攏，集中在一起，整個過程非常困難，什麼事都不能在電話裏講，這一過程整整花了兩年半時間，真正文字工作整理已經不算什麼難事了。錄音帶除了趙紫陽本人自己有一部分以外，流散在他們幾個人手上。實際上不是一整套在誰手裏，至少有兩、三套，是被複製過的，不同的部分在不同的人手上，沒有一個人有完整的全套錄音帶。趙紫陽本人也沒有全套的錄音帶。

鮑樸說，那幾位退休的中共老幹部功勞很大，成功說服了趙紫陽，由他以談話的形式錄音。據悉，有一次不是在趙紫陽自己家裏，而是到某人家裏去談的。去的時候，中央警衛局把那人家裏的胡同和街道的汽車全部趕走，一條街道的汽車全都清走，動作那麼大，連公安局也來了人，趙紫陽進了那人家裏後，中央警衛局的人就在門外站崗。趙紫陽出門一趟很不容易，因此他們覺得，外出談話這種方式不太合適，其實，趙紫陽外出的機會也實在不多。

鮑樸說，九三年，趙紫陽寫了一個回憶錄似的文字材料，錄音時，他幾乎是照著這材料講述的，整個錄音過程是二零零零年開始的，到二零零三年，SARS（沙士，非典）爆發那年，趙紫陽的身體已經很差，因此，趙紫陽的錄音是在這之前的一、二年裏完成的。從錄音帶聽得出，有些地方是重複的，雖有重複，但重複部分的談話，條理依然很分明，只是口語上的不同。因此，很明顯是照著事先精心準備好的稿子講的，不是隨意的談話。至於這批稿子現在在哪裏？鮑樸說：「我確實不知道，沒有人發現過。」

趙紫陽家人不知內情

趙紫陽的錄音帶是有順序的，原錄音帶上，趙紫陽用鉛筆寫了序號、編號。鮑樸說：「特別珍貴的是，錄音帶由他本人作了編號。由此，我們就知道這個序列是完整的了，而不是中間有什麼缺失了。我們在中文版編輯時，在章節的選擇中，只是調整了一下順序。這大塊文章的順序調整，最後是由我父親定的。他認為哪部分放在前面，哪部分放在後面，我們照著做。」

據鮑樸說，趙紫陽家人知道錄音帶的存在，不過，這書是怎麼策劃的，什麼時候出版，出版的新聞什麼時候曝光，他們並不太清楚。新聞披露後，鮑樸和他們通過一次電話，他們說，出書的事，他們知道了。鮑樸說：「我們心裏清楚，這套錄音帶一定完璧歸趙，歸還趙家，那是屬於他們的。這部書，他們家人也應該享有著作權。中文版署名『趙紫陽』，他家人享有著作權是毫無疑問的。」

鮑樸說：「大家都這麼講，我父親有處理這事的權利，因為我父親當時還在秦城監獄時，趙紫陽就託一位老司機把我媽媽接到他家裏，對我媽媽說，他希望與我父親一起回憶，寫一部《北京十年》，我媽媽把這一口信帶給了在獄中的父親。我父親說，那歷史都記在腦子裏了。我媽當時還帶去一本《改革年鑑》，希望幫助他準確回憶，書送進去，結果父親退回來了，說都在腦子裏，不會忘記的。後來那部《北京十年》沒有完成，因為，我父親出獄後，他倆不能見面，他們之間的通訊是根本不可能的，有很多很多難以想像的麻煩。」

鮑彤完成趙最後任務

鮑樸舉例說，有一年，趙紫陽女兒邀請鮑彤參加她公司的一個拍賣會的預展，就是因為他女兒邀請，鮑彤已經在去預展的路上了，有關人員硬是把他拖上車送回家。他們不讓鮑彤與趙紫陽家人有任何接觸，見面談話。可想而知，他倆要合作的困難了。鮑樸說：「雖然《北京十年》的書沒有成功，但都知道趙紫陽的遺願，託付我父親完成那部《北京十年》。」鮑樸說：「此事成功，主要是那幾個關鍵人物在後面運作，他們中間有兩位已經去世了，其中一位零九年三月剛去世。英文版提到他，說他還活著，可惜錯了，他已經去世，英文版沒來得及改。對他倆去世，真是很遺憾，他們是黨內老幹部，曾身居要職，退下職位後，很熱心做這事。據知情人告訴我，有時夏天他們拿到錄音帶，躲在屋子裏，關上門窗，反覆聽錄音，這種細節真讓我感動。」

出版後跟蹤者消失

在香港已經生活了七年的鮑樸始終很低調。他說，前一陣總有十來人輪換著不時跟蹤他，但錄音帶和出書的消息曝光後，跟蹤的人反而消失了。

鮑樸說：「跟蹤我，我沒有直接的證據。我想，一旦進入公眾視野，我就安全了。我昨天晚上還和我父親通電話，問起他的近況。他說，他感覺現在的中央領導人對此事處理得還算冷靜，他至今未受到負面影響。他說，毛澤東和鄧小平都犯了不冷靜的錯誤，現在，到目前還沒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在北京的電話暢通，也沒有人專門為此事找他談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