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溫五四精神，超越出身論的標籤化，也要超越對普世價值的誤讀與恐懼，尋回社會的公正。

五四運動九十週年之際，當年的思想啟蒙運動還在推動今日的思想啟蒙。五四所強調的民主建設、科學精神和自由言論，都還在中國的上空呼喚，而民間最近為遇羅克（一九四二—一九七零）樹立雕像的默默紀念，更有一種歷史悲情中的改革激情。

改革的激情是探索中國當下最敏感的事實：怎樣面對中國最新的「階級歧視」？ 當年遇羅克挑戰「出身論」而遭判死刑， 但也喚醒了一代人對「階級歧視」的反思。為什麼「地富反壞右」要被專政和鎮壓？為什麼資產階級的子弟就被歧視？但在今天，約二億的城市農民工的子弟不能進城市的正規學校，生病或遭遇了車禍，不能和城裏有單位的市民接受同樣的醫療待遇。在城鄉二元體制的戶籍制度下，他們是共和國的二等公民，面對新的階級歧視。

這些在城市底層的農民工，在過去十年的工資待遇，都維持在七百元到一千元左右，沒有變化，而中國GDP十年以來每年雙位數字增長，早已翻了幾番。也就是說，農民工並沒有分享中國經濟騰飛的紅利，而只能忍受剝削的殘酷。金融海嘯之後，他們不少被解僱，流離失所。在一個以追求社會公正為名義而建立的共和國裏，這就更顯示出歷史的無情與諷刺。

這就是今天中國要面對的痛苦。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從過去無產階級歧視資產階級，到今天資產階級歧視無產階級，都違反了遇羅克的理念，也違反了六十年前建國的理想。

而今日權貴集團的權力濫用和腐敗，早已讓所有的階級震動。廣東司法系統內部的嚴重貪腐，隨著陳紹基等人的雙規，逐漸浮出了水面。它不僅是一兩個人的個人操守，而是整個制度缺乏制衡的惡果，可以讓貪官對港商、台商巧取豪奪，長期鯨吞企業的財富，無法無天。

而關鍵就是五四運動中所說的德先生（民主），還是在中國政治中缺席。有些高官曾經說民主選舉是西方的把戲，中國絕對不搞。這其實是絕大的無知。從巴黎公社的原則到列寧思想，都強調要落實普選，才能避免權力的腐敗。只有到了斯大林執政，才改為任命制，而中共在延安時期，也是高舉普選的口號，作為對抗國民黨的武器。

因而中國必須在五四運動和中共的傳統中，找回失去的改革力量。對付貪腐，尋回社會公正，要靠制度的建設，不僅要靠德先生，還要靠賽先生（科學）和費小姐（自由）。讓科學的精神和言論自由，作為社會的主旋律，成為全民的共識；讓輿論的監督，揭開貪污濫權背後的權力真面目。

重溫五四的精神，超越出身論的標籤化，也要超越對普世價值的誤讀與恐懼。這是五四的最新啟示，也是共和國理想的復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