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斯大林差點就成為「歷史上最偉大的俄羅斯人」。一家俄國電視台在二零零八年舉辦了這場網路競選。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受到廣泛的推崇。當投票持續到夏天時，斯大林和沙皇尼古拉斯二世對第一名的爭奪，倍加激烈，吸引了全球媒體的關注。

到了年底，結果最終顯現。雖沒有得到第一，斯大林支持率還是達到了第三名，而普希金僅僅排名第四。這項投票是正在回潮的「斯大林熱」的徵兆之一。莫斯科的書店架上不斷增加支持斯大林的作品，在九月的新版學生教科書上，斯大林時期的政策被描述成「最好和最公平的社會」。新一代的少年是從這句展開他們對於自己祖國的理解的：「親愛的朋友們！你手中的這本教科書是獻給我們偉大的祖國……從偉大的愛國戰爭到今天。我們將回溯蘇聯從其最偉大的勝利到悲劇性的解體。」

那個習慣性的斯大林形象，日趨模糊了。他發動了殘酷的黨內鬥爭，用清洗、流放的方式至少使一千五百萬人喪生，他發展了強大的秘密警察制度，使兩代人生活於深深的恐懼之中，他的審查制度使偉大的俄羅斯創造力陷入停頓……自列寧去世的一九二四年至他去世的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統治的將近三十年歲月裏，國家型的恐怖活動深入了社會每一個角落裏，讓整個國家陷入一種深深的壓抑和沮喪中。即使他的繼任者赫魯雪夫，都被他的暴行所激怒過。

而另一個斯大林形象則不斷清晰。在他統治的時間裏，蘇聯迅速達成了物質積累，領土上的擴張，並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了希特勒的軍隊。莫斯科躍升為新世界秩序的奠基者。過去幾個世紀中，俄羅斯始終對西方感覺焦慮，但彼時，它的影響遍及世界一半的地方。

很多因素促成了這種變化。歲月流失，那些身經過殘暴年代的見證者們離去後，記憶逐漸被淡化與抽象化，那些昔日的殘酷也被過濾掉了，年輕一代再難對此產生深刻理解。同時，反思與記憶也從來不夠深入。對於斯大林年代的控訴，在很大程度上仍集中於「受難者」的記憶，卻對罪行本身缺乏更深入的追究。斯大林年代的特徵之一是國家暴力的濫用，但是對應國家力量的懷疑，並沒有隨著斯大林的覆滅或是蘇聯的解體，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所以經過動盪不安的一九九零年代之後，國家主義反而獲得了新的勝利。俄羅斯人深感動盪給個人帶來的屈辱，國際地位的下降，普京的強硬方式勾起他們對於一個強大、統一的俄國的期望。而普京也了解如何重新激發起這種期望，利用高漲的俄羅斯的民族情緒，來填補共產主義破產後留下的意識形態真空。修正歷史、改變記憶是重要的舉措之一，正是普京本人指導了新版歷史教科書的修正方向。他在任期間利用國家機器，對於挑戰者的不遺餘力的打擊，對於民意的操縱，雖不比斯大林時代的殘酷與全面，其邏輯卻是一致的。

在二零零八年九月份《Prospect》雜誌的封面上，我看到了斯大林與夢露共舞的畫面，它來自於一位當代俄羅斯藝術家的作品。這一作品傳神的表現了此刻俄羅斯和歷史記憶的關係——殘酷被消解了，人們開始和昔日的惡魔調情，歷史的真實與凝重被丟棄了。

「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這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一句流行用語。蘇聯的體制、工業化、意識形態，都曾是中國追隨的對象。但是過去二十年的蘇聯則是另一番經驗，在一個極權體制解體後，一個自由社會並不能隨之而來，一種倒退反而可能隨之而來。過去清晰的價值，反而變得混亂和難以理解。

中國，可能再次追隨這種腳步嗎？二零零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六十週年。倘若對斯大林的判斷突顯了俄羅斯人對歷史和今日的態度的話，毛澤東則是我們是否能正視自身的試金石。俄羅斯人記住了斯大林時代的強大，卻忘記了其付出的可怕的、可說是人類慘劇的代價。如果在這一歷史性的年份，我們依舊混淆記憶，毛澤東仍只是作為這個國家的奠基者，而我們對他和他統治的世代的悲劇性，沒有真切和痛苦的探索的話，我們就掉入同樣的輕薄和愚蠢。

我們掉進了這種輕薄與愚蠢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