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必須對中國命運作出承擔。從葉問的拳頭到錢穆的筆鋒，都戳破了防火牆的心態。

那天看完港產片《葉問》之後，上網查這位詠春派一代宗師的背景，發現他當年從佛山到香港，曾住在深水的海壇街，設館授徒。

我小時候恰好是在這條街長大，對於自己的童年居然和這位李小龍的師傅有同街之緣，不禁浮想聯翩。當然我從來沒遇過他，也從來沒練過詠春拳，而我對於這位武林高手，也只有一種「只緣身在此街中，雲深不知處」的感覺。

但其實我童年的街頭，還有一個和中國歷史相遇之處。深水海壇街的轉角是桂林街，離開我家才數十步之遙，就是當年的新亞書院。它座落在一棟唐樓，毫不起眼，但父親當年就曾跟我們幾個小孩說，這裏住了一些大學問家。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在五十年代，錢穆、唐君毅等感念「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學者，在滿腔悲壯情懷中，於香港的陋室中興學，要在文化上挽狂瀾於既倒。他們的夢想沒有破碎。大半個世紀後，他們的學生余英時，成為了今日中國大陸書市中很受歡迎的美國華人學者作家。

從葉問到錢穆、唐君毅到余英時，都展示了香港和神州大地的緊密關係。正是香港這種似乎邊緣、但也可以影響核心的特色，在時代的變幻中，保持了中華民族的元氣，也帶來了變革的契機。但更重要的是香港不能自外於中國大陸的發展，不能有一種「不沾鍋」的思維方式。

僅僅前幾年，香港一些精英還提出香港和大陸之間要有一道「防火牆」。他們認為中國大陸太大，太多的貪腐，太多的黑暗；香港則是太小，太乾淨，太有法治。他們認為香港人應該勇於向大陸說一句”Leave me alone”（不要碰我、管我），兩地之間要有一道防火牆，不要讓中國的野火燒到香港。

但問題是中國大陸不可能不碰和不管香港。恰恰相反，香港在回歸後的兩次經濟危機中，都要靠中國大陸的輸血支持。沒有那些中央和地方支持的政策，香港的經濟就很難衝破難關。因而「防火牆」的提法根本是不現實，也不可能。而更積極的做法，在於要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感和責任感。

歷史感是要追溯到香港的來源，就是近代中國的悲劇。今日香港一切正面的發展，都是源於中國負面的、痛苦的過去。在香港名列全球現代化城市之林之際，又怎麼能不對中國的命運作出承擔？

更積極的思路，在於一種中國人的權利。在中國快車奔向現代化的軌道上的時候，誰可以剝奪香港人上車的權利？誰可以剝奪香港人參與駕駛這列快車的權利？

當葉問和錢穆棲息香港之際，他們不僅是做一個香港人，也是做一個中國人。他們的港人身份，背後是一個中國人的願景和責任感。他們教的學生，不是只求在這個島嶼發展，而是要在全國施展拳腳，在國際上揚名立萬。他們當年的理想，不少已在今天實現。

無論是葉問的拳頭，或是錢穆的筆鋒，都戳破了一些香港人的防火牆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