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三十年成績單上最亮麗的是，中共揮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極左路線，為商品經濟和巿場規律平反，知識及信息漸趨自由，融入全球化大潮，創造巨大財富；成績單上也有負面的痛苦，權貴資本主義猖獗一時，大肆侵吞國家與民眾的財富；基礎教育崩壞給國家人才帶來嚴重損失；醫療改革失敗令窮困民眾缺醫少藥甚至失去生命，社會公平流失。

彈指一揮間，中國改革開放已三十年。人們不會忘記，在當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恰恰與經濟問題無關，而在重大的政治議題上，改革派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對決華國鋒等「凡是派」，痛斥「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陳腐僵化的觀點。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共在黨內會議上對僵硬極左勢力第一次淋漓盡致的大反擊。

公平正義的落實十分迅速。似乎就在一夜間，不同階級出身的青年可以考大學，分數面前人人平等；「地富反壞右」等重獲自由與尊嚴，不再是政治賤民；劉少奇、彭德懷、陶鑄等一大批永世不得翻身的「反黨頭目」名譽得到恢復；一九七六年四月悼念周恩來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得到平反。民眾第一次發現執政黨變得如此有人情味，而且又有良知，親身感到家國命運的大轉折。

不過，對親歷巨變的人們而言，記憶中最具「指標意義」的事物，恐怕還是北方過冬大白菜和旅行介紹信。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每到深秋，中國很多北方城巿就籠罩在大白菜濃烈氣味之中，家家都忙於冬菜儲存，全城陷入亢奮中。旅行介紹信則是每個外出公幹、探親的公民上路前必備的證件，因為即使有工作證，也無法證明外出的合法性。

中國今天城市遍地都是大型超級巿場，商品琳瑯滿目，昔日在家裏搞大白菜過冬成為懷舊的回憶。環顧四周，擁擠的顧客、充裕的供應、流通的空氣、寬敞的場地，與任何發達國家的超巿沒有兩樣。旅行者今天享受著全國範圍的「自由行」，跨出國門，只要有目的地國家的簽證就可以啟程，而不用擔心被國內當局所阻攔。

為資本主義「平反」，是中國改革的起步。長期以來，在中國，農民養雞、種菜曾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列入嚴打對象。個體經營僱工超過了八人就算「掠奪剩餘價值」，屬於剝削。商業勞動也受否定，因為它只能實現價值，而不能生產價值。至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巿場經濟更是絕對的「反動」。但是十一屆三中全會改變了這一切，為日後如火如荼的巿場經濟作了厚實鋪墊。

學術得到了解放。學術界及知識的研究，過去三十年間逐漸走向沒有禁區的發展，提升知識的生產力。一九七九年，桂林最早舉行「中外哲學史比較」研討會，繼而杭州舉行「理學」研討會。就從這兩次會議開始，來自歐洲、美國、日本、台灣及香港的國際學人進入中國大陸與同行交流，較為知名的有杜維明、陳鼓應、鄒钂、林毓生、張灝和李歐梵等。

中共主動派「意識形態」代表團出訪，其中有于光遠、王若水、蘇紹智等人，他們與西歐在野共產黨展開對話，與東歐執政共產黨探討理論。蘇紹智說，南斯拉夫之行是他「堅決反對斯大林主義的開始」。這些體制內理論家主導了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三年中國學界關於馬克思人道主義及異化問題的大討論。

一九八四年十月，知名學者梁漱溟、馮友蘭、張岱年、季羨林和湯一介等共同發起成立中國文化書院，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哲學、歷史和文學，尋回曾被打倒的孔孟和中國古典智慧，接軌普世價值的方向。西方著作與中國社會隔絕幾十年，從此光明正大、名正言順被譯介過來，其中有薩特、尼采、湯因比、韋伯、德里達、福柯、哈貝馬斯、阿倫特、波普爾和本尼迪克等人的著作。而由學者金觀濤、包遵信分別擔主編和顧問的《走向未來》叢書於一九八二年問世，更對一代人產生影響。

八十年代，政治體制改革也有重大進展。鄧小平提出，「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黨政要分開，解決黨如何善於領導的問題。這是關鍵，要放在第一位」。而趙紫陽表示，人民要求民主是一個潮流，「我們要盡可能滿足人民這個要求。選舉制度要改進，基層民主非擴大不可」。

真正改變神州命運的是經濟大潮。一九七九年，經濟民營化浮上水面，它在法律和政策上的合法性被確定下來。九二年春天鄧小平「南巡」，向各級黨政官員發出「誰不改革，誰下台」的警告，既是空前的政治震撼，也是強烈的經濟推動。一個超速發展的歷史機遇浮現了。深圳經驗推向全國，外商紛紛湧進中國開工廠、辦公司。

人權保障寫入憲法，億萬農民工進城打工，勞資合作促進生產力，創造巨大財富。鄧小平對中國現代化最低目標曾定為「溫飽」，國民人均收入到二十世紀末為八百美元。事實上，國民人均收入每過十年就翻一番，到二零零七年已達到二千五百美元；外匯儲備則達到兩萬一千億美元。經濟奇蹟是對馬列毛錯誤論述「袪魅」的必然結果，也改變了中共執政的心態。

改革的負面成績單

在感受改革實惠與成就的那一刻，人們也發現，改革成績單並非一片亮麗，也充滿負面的痛苦。特別是九十年代以來，民眾對改革的期望值漸漸下降，代之以憂喜難言的困惑。社會上「中共歷史上表現最好時期」的高度評價也難得聽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國改革向被稱為「社會主義大鍋飯」的醫療、教育和退休制度開刀。由於推行者缺少人文關懷，心態傲慢，手法粗放，引發全社會強烈不滿。改革三十年，中國官方終於以「基本不成功」的宣示﹐承認醫療改革的失敗，禍因則是原本為社會公共資源的醫療，被極大地資本化、市場化。

國際上，不僅發達的西歐富國，就是經濟實力不如中國的印度和古巴，也不允許公共醫療全面市場化，尤其是不使低收入階層蒙受巨大損害，而中國個人醫療消費中，個人支出佔百分之五十七。據全國政協委員、知名作家張抗抗披露：中國近年對醫療保障投入增加了六十倍，但其中百分之八十用於高幹等享受公費醫療者，而沒有用在佔人口大多數的群眾身上。醫療衛生改革既無社會主義的公平，也無資本主義的公平，而只有廣大百姓的不平。

中國教育經費佔GDP百分之三左右，不僅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也比一些知名窮國低，更出現下降趨勢。尤其是基礎教育崩壞，偏遠農村及城巿民工子弟的失學，不僅社會公平性流失，也導致國民素質的下降，成為多少中國人胸口永遠的痛。高等教育方面數十億教育經費仍向北大、清華等名校傾斜。教育產業化雷厲風行，各地大學盲目擴招、濫發文憑、學術腐敗、為官員與企業家專設「博士班」，教育腐敗引發沸騰民怨。而農村中小學自生自滅，一些學校連課桌椅都是用石頭來湊數。

民謠曰「清朝的房子，民國的桌子，共和國的孩子」，辛酸之至。二零零四年，互聯網、媒體廣泛報道聯合國主管教育權利事務的調查員赴中國考察的消息，「這位官員拋下一句把所有聞者當場噎住的評價：『在保證教育權利方面，貴國連非洲的烏干達都不如！』」

教育事業落後給國家與民族帶來不可彌補的損失，很可能是中國愛因斯坦和比爾·蓋茨的稀世天才，但作為文盲在深山牧羊了此一生。醫療改革的失敗，則意謂著許多人因窮困而長年忍受缺醫少藥的煎熬，國家從根本上違反了人道。民眾今天遇到的這一切，是中國改革面對的最大尷尬。

「黨政分開」的政治改革八十年代進展平順，到九十年代則大為倒退。「一把手」集黨委、人大最高職位於一身，擁有不受監管的「權力」，全然無視「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的鐵律。黨權無限膨脹令官僚習氣、司法不彰、裙帶風、等級森嚴、買官賣官等腐敗現象大肆泛濫，其中權貴資本主義最為惡名昭彰。

權貴企業家是「權力市場化」、「官位私有化」的產物。他們為完成私人資本積累，利用國家權力操縱股巿，大肆斂取國家錢財，也殘酷吞噬散戶小本股金；他們貪污受賄，動輒百萬、千萬甚至上億；還有的私營企業主通過「官商勾結」、「權錢交易」，貪婪掠奪國家資源。權貴資本主義已成為國家肌體上的毒瘤。

中國改革的「痛中之痛」，無疑是八九年「六四」事件。千萬人次抗議者於八九年春夏之交聚集天安門廣場，學生要為身體力行理想主義的改革派領袖胡耀邦喊冤，要求鄧小平為他洗去「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污名，老百姓抗議「雙軌制」、「價格闖關」等改革中出現的腐敗。由於激進學生與中共保守派同時拒絕趙紫陽「回到民主與法治軌道上來」的理性建議，終於爆發震驚世界的「流血事件」。這是中共建黨建政以來的最大敗筆之一。

「六四」事件的陰影揮之不去，為「防範資產階級自由化」，中共政治改革走回頭路，即使「全民富裕」的最終目標化為泡影、意識形態合法性被徹底毀滅，也在所不惜。這就是一些大案、要案因涉及黨內博弈而被擱置或虛化的根本原因。反貪腐淪為派系鬥爭工具是不爭的事實。

記者凌志軍在《變化》一書中披露，一些地方黨政官員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給錢，他們發現了弄錢的更好辦法：「到銀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個城巿裏的官員都是他們任命的，自然唯命是從」。瀋陽原市長慕綏新入獄後，拍賣會上他的一雙還未剪去標籤的皮鞋標價是八千七百元。一些經濟上遠非如京滬那般發達的中小城巿，竟設有十幾甚至二十幾位副市長、副秘書長，而上級還振振有辭稱，「所有幹部都經過任免程式，是公開公正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特約研究員王錫鋅最近在中央電視台接受採訪時說，中國行政開支，僅公款吃喝、公費出國、公車開支各三千億元，共九千億元。這是一筆天文數字的民脂民膏。貪腐成了中國最大的不平等；貪腐不除，中國永遠享受不到繁榮大國在國際社會應有的尊敬。

前不久，《中國青年報》重提一九八零年的往事。北京「豐澤園」飯莊廚師陳愛武八零年寫信給中紀委，檢舉時任商業部長的王磊大吃大喝，一頓飯菜幾十元，當時相當於一名普通幹部的月薪，但「付的不過是一碗湯錢」。陳愛武受到表揚，被全社會譽為「民主曙光」，部長引咎辭職。民眾回望這段往事，大有「天方夜譚」之感，因為今日之貪官絕不是只吃飯佔便宜，而是在金融巿場上「空手套白狼」，貪污以十億及百億計。同時，因為今天揭發貪腐濫權的投訴者、討工錢的民工上告無門，人權受踐踏，已被斥為不愛國的「庸眾」和「刁民」。大量出現的群體性抗議事件既影響社會穩定，也令北京在國際社會臉面無光。

權貴資本主義天怒人怨

鄧小平絕對沒想到，在他身後，權貴資本主義、貪腐和濫權侵蝕吞噬改革成果，與四人幫的政治恐怖一樣，也把中國攪得天怒人怨。

改革為何陷於逆水行舟及可能無疾而終的困境？禍根是七九年初中共理論務虛會上埋下的，作為改革派領軍人物的鄧小平「石破天驚」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提醒，要注意反四項原則的思潮，「對極少數人散布誹謗黨中央的反動言論給予痛擊」。

如此一來，僵化極左勢力信心大增、「氣勢磅礡」，再不惶惶不可終日。他們嚴厲批判白樺電影劇本《苦戀》，強迫周揚就「馬克思主義異化問題」作檢討，全國範圍發動「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把中國改革的大功臣胡耀邦、趙紫陽拉下馬，追問改革開放「姓資還是姓社」，直至最近對普世價值展開大圍剿。

改革派今天亟欲擺脫困境，須對往昔歲月作出深刻反思。這也是一種自我啟蒙，比開掘新的思想資源更有意義。以今天的眼光看，鄧小平、胡耀邦和趙紫陽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反擊「凡是派」，其實是在進行「創造性轉化」，「用多元思想將傳統文化的思想、價值、符號與行為模式進行改造或重組，令其變得有利於與外來文化融合，成為改革的資源」（林毓生語）。所以，他們當時沒有喊新口號、新理念，而是平實地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字字句句有根有據，是毛澤東原話，但卻體現了現代性論述中最重要的多元性及工具理性。正是這種浸透科學精神的大文明格局，這種對「實事求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理念的執著，賦予他們修正馬克思、列寧謬誤的巨大勇氣，也破解了「毛澤東是神，不是人」的魔咒。

改革派堅持要為文革冤屈者平反昭雪，贏得人性高於黨性、「人的自由」理念的勝利。「凡是派」卻從一開始就輸掉了「人性較量」的一仗。在他們的心目中，毛澤東至高無上，中共從來不可能犯錯誤；黨員的尊嚴可以犧牲，黨性要求黨員即使是含冤而死，也要做到無悔無怨。所以，很多黨員到死也沒弄明白，「階級專政」如何變奏為「主義專政」和「領袖專政」，形成了日常化的紀律恐怖。絕對服從領袖，成為黨員萬死不辭的「天條」。文革浩劫就此醞釀而成。

改革派「創造性轉化」更掏空了馬列主義的靈魂——「階級鬥爭學說」。其實，早在七五年多難之秋，鄧小平就在「冒犯」這一「學說」，他以毛的三項指示為「整頓之綱」，來取代和抵制偉人要求「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邏輯之巧妙、想像之大膽、意志之堅韌，連毛澤東本人都訝異得無言以對。葉劍英則在「國慶三十週年講話」中對文革作了概括：「那是一小撮人窮奢極欲、絕大多數人長期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那是最腐朽、最黑暗的封建法西斯專政」；「把欺騙手段同極端野蠻殘暴的恐怖手段結合在一起」。這一切都是「以階級鬥爭為綱」名義下的倒行逆施。

其實，中國改革一向還有體制外的動力。瀰漫於全社會、不屬於黨文化的「文化熱」也在影響中共改革的進程。長期擔任全能政府角色的中共，儘管今天仍有能力控制媒體、審查出版和禁播電影，但誰都看得出，過去那種輕易動員廣大群眾的力量已消失於無形。三十年來，「後現代熱」、「國學熱」、「讀經熱」、「儒學熱」、「海德格爾熱」、「薩特熱」、「福柯熱」、「顧準熱」、「李慎之熱」、「錢穆熱」、「南懷瑾熱」、「余英時熱」……一波又一波悄然發端，卻一發不可收，將中國的「愚昧王國」沖刷得七零八落。文化熱更催生出諸如劉軍寧、秦暉、朱學勤、汪暉、甘陽、林賢治和何清漣等一代學人。

新左派、自由派、保守派、民族主義者等學者在媒體和互聯網上展開「中國向何處去」討論，誓不兩立，唇槍舌劍，言辭尖銳。但始終信守「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誓死捍衛你說話權」的立場，以及絕不認同文化專制主義及文化大革命的底線。他們的論述強烈衝擊和徹底顛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

包括同業協會、消費者協會、同鄉會、商會、業主委員會等在內的民間力量，也在改革開放中崛起。公民文化正式浮出水面，是零八年的春夏之交。四川發生大地震，非政府組織和團體紛紛登場，百萬志願者和年輕人透過互聯網和手機取得聯繫，再以小分隊方式向災區進發。他們萍水相逢，但卻擁有共同語言，那就是對普世價值和人道關懷的熱烈追求。川震志願者大多來自中產或小資階層，但他們白領精英式生活方式早於九十年代蔚然成風，他們雖然從不挑戰黨文化，也被一些人斥為「犬儒」，但始終與官方意識形態模糊地保持距離。

文化熱、民間力量與公民社會，令「主義」淡出、全社會「去政治化」，實現了由相對寬鬆到相當自由的過渡，甚至連「性壓力」也得到理解，警方今天要為私闖民宅捉拿黃碟觀賞者的行為道歉，官員要主持歌舞廳「小姐」自覺使用安全套的宣誓大會。今天很多人相信，在中共高層只有派別之分，已無主義之爭，達成的共識就是，迎向巿場經濟的全球化大潮，按國際慣例辦事，與國際接軌，絕不走閉關鎖國和計劃經濟的回頭路。

「文化熱」在社會上樂此不疲、民間力量和公民社會悄然但堅實地崛起，加上互聯網、手機威力的無遠弗屆，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大可不必悲觀。前不久，在「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發生地石家莊，全市數萬官民冒著嚴寒匯集廣場，在代省長、「團派」標杆人物胡春華的帶領下，痛定思痛地向世人作恪守誠信的宣誓。

似有異曲同工之效，中南海隆重紀念改革三十週年，也向天下鄭重宣示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理念的堅持。但人民在監督，這種堅持是否會被變奏與虛化？這種堅持只能是對改革功臣胡耀邦和趙紫陽道德情懷、智慧、真誠與勇敢精神的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