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民間恰好出現《零八憲章》的建議。中國再次站到了十字路口。改革開放一直伴隨巨大的理論爭議和政治鬥爭，現在話語權的爭奪圍繞「普世價值」展開，牽涉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與政治理念的激盪：體制內肯定和抨擊普世價值激烈交鋒，批判普世價值的陣營更稱中南海潛藏「趙紫陽集團」；體制外要求走向普世價值的聲音更強烈，《零八憲章》引起海內外矚目。誰將主導中國未來的改革，全球關注。

從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撥亂反正」否定文革，啟動改革開放，到今年二零零八年剛好三十週年，當下中國民間也恰好出現《零八憲章》（見頁三十四的專文）的建議，發起者之一劉曉波被拘捕。中國再次站到了往何處去的十字路口。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現實以歷史充實；歷史靠現實生輝。中國的改革開放，一直伴隨著巨大的理論爭議和政治鬥爭，如今，如何評價三十年改革的功過得失，如何選擇下一步改革的目標，如何看待《零八憲章》，話語權的爭奪圍繞著「普世價值」這個關鍵詞，也牽涉不同利益集團的博弈與政治理念的激盪。

過去的三十年，中國經歷了一場偉大的經濟復興，從計劃、命令經濟回歸市場、自由經濟，綜合國力上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社會充滿活力，公民社會開始發育。從思想的中世紀迎向啟蒙的新曙光，中國社會從一個等級制的階級統治回歸人性、回歸常識、回歸理性，走向一個正常國家，也走向一個擁抱普世價值的國家。

然而這個過程才剛剛開始，也遠非一帆風順。黨內改革派不會忘記，當年八九民運的失敗，體制內改革派挫敗，政治體制改革步履維艱，以致政治上的分權制衡缺席，近年權貴資本主義乘勢而起，權錢勾結、司法腐敗現象嚴重。而今民間出現的《零八憲章》，其實就是回歸人的基本權利與普世價值，但客觀上會不會造成體制內改革派被打擊？

如今，體制內的改革派明確提出要走向普世價值的改革呼聲，各種頑固勢力發起輿論攻擊，大有當年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架勢；而民間則發布《零八憲章》，要求落實包括憲政在內的各種普世價值，凝聚了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共識，得到海內外開明人士的簽名支援，但發起者之一劉曉波旋即被當局逮捕。在這個風雲際會的時刻，體制內外要求走向普世價值的聲音，能否佔上風主導改革繼續深入，而民間的呼聲是否能夠成為推動改革的有力支撐，還是被頑固派羅織為和平演變的口實，國際社會拭目以待。

改革開放三十年過去了，人們尋找變遷的脈絡。這三十年是中國走向開放、走向世界的三十年。這三十年，中國開始了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打開國門，海闊天空，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唯有親身經歷這三十年的人，才能體會「開放」、「改革」的艱難和成功。回首三十年之「變」，最為耐人尋味的，是民眾思想觀念的洗心革面，私人慾望從禁錮到鬆綁，從否定到認同，從壓抑到張揚，中國人越來越多感受自身的存在和應享有的權利。一切都在回歸，回歸原本，回歸人性，回歸主流，回歸人世間的普世價值。

這三十年的歷史進程中，諸多關鍵字紛至沓來，「萬元戶」、「下海」、「市場經濟」、「股票」、「農民工」、「物權」、「網絡」、「手機」、「和諧」等，不過最為彰顯的無疑是「以人為本」，與之相關的還有「民意」、「民情」、「民本」、「民生」。這三十年，從最早的安徽省小崗村的「包產到戶」被中南海默認，到深圳特區的「先結婚後起名」，即為經濟特區「正名」；從鄉鎮企業蹣跚起步，到民營企業蓬勃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從「摸著石頭過河」，到「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從孫志剛死亡事件推動當局修改收容條例，到《物權法》在爭議聲中千呼萬喚始出台；從中南海最高領導人上網聽取民情民意，到百姓的幸福指數首次被納入國家統計視野；從公共財政到民生財政，一切都在變化，萬變不離其宗，此乃思想解放，更新觀念，以人為本。關注民生成為主流，人本、民主、自由、人權，普世價值的張揚，在中國已是不可阻擋的大趨勢。

當下，正當人們在紀念改革開放三十週年之際，頌揚和抨擊普世價值的一場大交鋒正在興起而碰撞，批判普世價值的陣營，更聲稱中南海執政者潛藏著「趙紫陽集團」。七個月前，即五月二十二日，廣東《南方週末》發表編輯部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個新中國》，文章認為，四川地震後，中國執政黨和政府「以國民的生命危機為國家的最高危機，以國民的生命尊嚴為國家的最高尊嚴」，以切實的行動，「向自己的人民，向全世界兌現自己對於普世價值的承諾」，只要國家以蒼生為念，以國民的生命權利為本，「我們就會與世界一起走向人權、法治、民主的康莊大道」。文章發表後，引起頗大反響。人們普遍把四川地震後中國人表現的人道主義關懷視為普世價值。之後，有關普世價值的話題突然成了熱點，旋即擴散至各個領域，如今有關普世價值的討論，涵蓋科學、民主、法治、自由和人權等方面，引起了一些人的反彈。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並非為紀念而紀念，而是為了下一步中國的改革。鑑於當前全球範圍內的金融危機，對普世價值的爭論更具重大意義，它涉及中國下一步改革開放的路徑，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杜光接受採訪時說：「改革開放就是要實踐普世價值，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繼續。這三十年來，有三次重大爭論。」他說，最近一些人提出了「趙紫陽集團」的概念。他認為，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的先鋒，特別是一九八七年胡耀邦下台，趙把當時一股反改革、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逆流擋了回去。那是改革開放路徑的第一次反改革高潮，時間大約三四個月。第二次反改革高潮是「六四事件」後，主題是反和平演變了，是鄧小平南巡講話才把他們壓了下去，這次大約兩年左右。當下是第三次爭論，正如第一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第二次反和平演變，這次主題是反普世價值，幾個月來爭論十分激烈。在這場爭論中，有人提出「趙紫陽集團」正反映了這場爭論的本質，即改革與反改革之爭，普世價值是改革與反改革的焦點之一。

普世價值，是指在理論和實踐上都符合於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和社會需要的價值。杜光說，普世價值這一詞，在中國大陸是近幾年才出現的新概念，一九七九年的新版《辭海》、一九八六年的《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都沒有收入「普世價值」這個詞。普世價值觀無非就是引導教化人們，以人為本比以其他的東西為本好，人要有尊嚴地活著，自由比奴役好，法治比人治好，平等比特權好，尊重比歧視好，寬容比狹隘好，和諧比爭鬥好，理性比極端好，仁愛比冷漠好，多彩比單調好。普世價值觀的基本的文字規範就是《世界人權宣言》。十二月十日，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週年，以此為根據的《零八憲章》也橫空出世，轟動海內外，給中國改革開放三十週年添加一個鮮明的註腳，那就是中國的改革其實是不斷回歸理性和人性，回歸中國人一直都在追求的普世價值。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持續增長，平均增長率達百分之九點八；二零零七年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比一九七八年增長四十倍和三十倍；國內生產總值佔全球的比重，由七八年的百分之一上升到零七年的百分之五；對外貿易總額佔全球的比重，由不足百分之一上升到百分之八。如此經濟總量，如此增長速度，如此長期持續，世界現代史上罕見。從這種「中國特色」、「北京模式」中不難發現，真正創造「中國奇蹟」的，正是開放改革，引進了市場經濟、民主、自由、法治、人權這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東西。三十年來，社會的進步與改革開放密不可分，與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實踐密不可分。改革開放三十年，正是具有普世價值的人類文明在中國的開花結果。

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對涵蓋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等在內的普世價值，都持肯定態度，認為並非資本主義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不過，近一段日子來，中國主流媒體和網絡上對普世價值的聲討卻越來越升溫，不僅一些著名學者口誅筆伐，連一些權勢顯赫的人士也紛紛出馬上陣。讓人沒想到的是，他們敢於大張旗鼓地公開挑戰胡錦濤、溫家寶的「普世價值說」。

被稱為「反偽科學鬥士」的高級經濟師司馬南，二零零八年六月十六日在北京《經濟觀察報》的題為《普世價值很像神話》的訪談中，旗幟鮮明地批判《南方週末》所鼓吹的普世價值觀。他說，「普世價值傳銷是世界性的有組織的政治欺騙」。「以我多年與騙子打交道的職業眼光看，普世價值傳銷給社會帶來的危害大大甚過圖財害命的神功大師」，普世價值是非常危險的「和平演變的毒藥」。

《北京晚報》和《北京日報》也接連撰文批駁《南方週末》該篇文章的觀點。八月二十九日，《北京晚報》發表題為《虛偽的「新聞自由」與媒體的社會責任》一文，批判普世價值。九月十日，《人民日報》轉載《馬克思主義研究》第七期馮虞章的文章《怎樣認識所謂「普世價值」》。文章稱，「國內外某些勢力打著『普世』旗號，把他們那一套全盤西化的主張塞給我們，企圖改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一種手段」。九月十六日，北京《光明日報》刊登了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周天城《一些人鼓吹的普世價值實際就是西方的價值》的文章，引用毛澤東的話說：「世界上只有具體的自由，具體的民主，沒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周天城說：「他們鼓吹的『普世價值』」，「是由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決定的」。「他們正是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的民主、自由、人權、公平等等稱之為『普世價值』的，而這些價值觀念的內涵不就是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關係嗎？」

零八年七月至十月，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在多個場合一再強調：「過去基督教宣揚其教義是普世價值，現在西方話語權的聲音高，把他們主張的『民主觀』、『人權觀』以及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等等也宣稱為普世價值，我國也有一些人如影隨形，大講要與『普世價值』接軌」。「我們要樹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搞任何盲目崇拜，不能將西方的價值觀念尊奉為所謂的普世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院長侯惠勤，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報》發表的文章也指出：「把資本主義文明看做是不可超越的終極存在，是『普世價值』熱播者的意識形態前提；把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納入資本主義世界文明的軌道，是他們熱衷傳播『普世價值』的根本目的」。「通過『普世價值』干預我國的民主政治建設，以期終結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權力結構，是這一討論的核心」。「今天我國某些人大談『普世價值』，既表明了其挑戰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又信心不足的虛弱本質，又表明了其臣服於當代西方強勢話語而又極力加以掩飾的矛盾心態」。

中共喉舌《人民日報》強調「姓資姓社」的鬥爭為近年來所不多見。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徐天亮的《做好意識形態工作貴在保持清醒頭腦》文章。徐天亮認為，「意識形態領域滲透和反滲透的鬥爭仍十分尖銳而複雜，敵對勢力加緊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進行滲透破壞活動。一是他們總是拿自由、民主、人權、民族、宗教這些話題大肆炒作，對我國進行造謠攻擊；二是他們的慣用手法是把個別問題擴大化、把簡單問題複雜化、把一般問題政治化，最終把矛頭指向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三是他們利用媒體特別是互聯網等現代媒體對我國進行醜化、妖魔化」。

最近，教育部「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在中共喉舌《求是》雜誌發表文章，以「階級鬥爭理論」批判普世價值。此文認為：「只要階級鬥爭還在一定範圍存在，我們就不能丟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分析的觀點和方法。」「當前出現一股宣揚『普世價值』之風，並不是偶然的。一股思潮的出現總有它的根源，我們可以從國際國內尖銳複雜的意識形態鬥爭的形勢中找到鼓吹『普世價值』這股風的源頭。」「把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封為『普世價值』」，這是要求「徹底西化」，必須「明辨思想上政治上的大是大非」。

曾於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出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後調深圳任體改委主任的「趙紫陽老部下」徐景安，當下被稱為趙紫陽集團的「發言人」。六十七歲的深圳徐景安投資顧問公司董事長徐景安，前不久接連發表了三評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陳奎元的講話。徐景安認為，所謂人類文明中一切美好的東西就是普世價值。把人類的文明宣布為封資修，在空地上建設所謂社會主義文明，被實踐證明是一種愚昧與野蠻。作為中國社科院院長不懂普世價值，反對普世價值，起碼是缺少文化素養，怎麼能擔當繁榮社會科學研究的重任？

徐景安的「三評」，旋即遭遇批判普世價值的陣營的猛轟：「徐某人對陳院長無端指責，就是為了繼續玩弄資產階級自由化，企圖把改革引向西方政治家和理論家鼓吹的方向和軌道上去。」他們聲稱，面臨金融海嘯引發的全球性經濟危機正逐步加重。中國的經濟危機也將在兩年左右的時間內發展得特別嚴重，「從根本上說，這主要是趙紫陽集團搞復辟賣國造成的惡果。它以鐵的事實打碎了他們『補課式改革』、投靠西方有利於經濟發展、改善生活的最大王牌」。

批判普世價值的陣營，公開聲稱宣揚普世價值的人士，「極力把溫家寶推舉為『趙紫陽集團』的新領袖，即想把這一集團變成『趙溫集團』」。在「烏有之鄉」網站顯得相當活躍的張勤德接連發表《「趙紫陽集團」是當前最兇惡的敵人》、《簡評杜導正對溫家寶的破格宣傳》等文章。張勤德說，「溫家寶大力宣揚民主、法制、自由、人權、平等、博愛等等」，「在美國自由女神塑像下，溫家寶大講『基於自由的創造』，從實質上說這顯然不是強調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自由，而是在強調另一種自由」。「眼下我們面臨的鬥爭焦點，是如何防止和反對『趙紫陽集團』」，「極可能發生的經濟動亂也會讓多數人認識到徹底解決『趙紫陽集團』的時候到了，再不下決心不行了」。

張勤德認為，「從『趙紫陽集團』的所作所為看，不難看出他們的旗幟，就是導致前蘇聯的黨垮台、國解體的民主社會主義；他們的路線，就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他們的組織力量，主要是黨內的一批極右派、『動亂精英』，以及一批買辦奸商、買辦文人」。「這個集團實質是『砍旗集團』，即砍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看不到危險是最大的危險，所以需要啼血疾呼，同『趙紫陽集團』作堅決鬥爭」。

中央黨校教授杜光認為，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深受專制集權統治之苦的中國人民，渴望自由、民主，關於民主、自由、人權的學習討論成為一種時尚，雖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高壓下，有時一度沉寂，但人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卻始終沒有中止。由於長期來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政治權力缺乏制約和監督，掌握權力的任何官員都可以憑藉手中權力謀取私利。官商勾結，貧富分化，風起雲湧的維權、上訪、抗爭的浪潮，使人們深切感受推進民主自由、摧毀封建專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他們要求改革政治體制，建立民主政治，實現憲法承諾的言論自由、要求改善人權狀況，在這些呼聲裏，不少人採用了普世價值這一概念，引起一些人的反對。他們反對的與其說是普世價值，不如說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實質。在他們看來，現在的改革是從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倒退，如改革政治體制，實現政治民主化，就是進一步「資本主義化」。他們希望回到毛澤東時代，回到那個連討飯的自由都沒有的年代，這才是真正倒退。

普世價值不是西方價值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教研室主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特約研究員王佔陽說，某些擁護和反對普世價值觀的人士實際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他們都把普世價值觀視為西方的價值觀。這種認識是很不妥當的。現代價值觀就是真誠地主張人權、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博愛、效率、富裕等基本價值應當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共用的價值觀，而不是事實上主張這些基本價值只應是為少數人所獨享的價值觀。

王佔陽把普世價值分為應然的、觀念的、實然的三個層次。王佔陽說：「我們現在已經到了應該把應然的普世價值，轉變為實然的普世價值的發展階段了。這就是今天討論普世價值的重大意義之所在。普世價值之爭的實質，是改革與反改革，是改革方向之爭。」他認為，現在有人反對普世價值，理由之一就是要堅持價值多元。而事實上，只有實現了人權、自由、民主、平等、公平、正義、博愛等等普世價值，才能實現真正的價值多元。而若實現的是踐踏人權、壓制自由、專制獨裁、野蠻殘酷等等反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真正的價值多元就會成為不可能。

十二月中旬，在北京《財經》年會「二零零九：預測與戰略」上，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金融學教授許小年認為，改革還遠未成功。三十年改革開放正是中國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重要過程。在個人價值和個人權利為核心的社會意識方面，中國人則更為落後。因此，當務之急是加緊推動政治體制改革，建立真正具有現代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現代化中國。所謂「現代社會價值觀」包含了三個核心內容：即個人價值和權利為核心的社會意識、民主法制的體系和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南京曉莊學院副教授邵建說：「在新一輪對普世價值的聲討中，一種很奇怪的觀點是：把普世價值看成是西方文化的產物，進而否定其本身。」邵建認為，普世價值來自東西方，但又無分東西。人類劃分為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各民族文化都為普世價值做出過自己的貢獻。西方現代文化也對普世價值做出過貢獻。如果漫長的中世紀是一個「權力的時代」，那麼現代則是「權利的時代」。尊重人的各種權利，包括生命權利、言論權利、信仰權利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各種公民權利等，大都是從西方現代文化中率先生發。不能因為它來自西方，就否定它的普世性。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表明，認同普世價值很重要，而尋求實現普世價值的方法尤為重要。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一步步實現人類的普世價值，同時也在創造新的普世價值。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零八年夏季達沃斯論壇重申，改革開放是中國發展的永恒動力，這表明中南海認定改革開放並非權宜之計，這面大旗會繼續高揚。新一輪的思想解放大潮正在掀起。問題在於，下一輪的思想解放，目標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