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的身份、性質，和南非祖魯王、烏干達卡巴卡相似，而他們正是解決民族衝突的關鍵。

沈旭暉，耶魯大學學士及碩士、牛津大學博士，香港Roundtable社會科學網絡名譽主席。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助理教授、國際關係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外交、反恐、中美關係、香港涉外關係等。學術著作有《Redefining Nationalism in Modern China》等，非學術著作有《國際政治夢工場》等。

北京和達賴代表會晤，雖然雙方之前都有秘密接觸，但這次高調宣傳，還是讓人有一定期望。不少評論認為，雙方沒有什麼好談，西藏激進派不會放棄獨立夢，北京也不可能接受大藏區自治。然而，這並不代表雙方不存在利益交接的空間﹕只要暫時將主權、自治權等概念抽離於國際法，不把獨立、自治和統一放在絕對排他性地位，在國際社會就能找到不少對西藏具啟發性的案例。

首先，我們可參考南非憲法。自從南非廢除種族隔離政策，憲法隨之在一九九三年更改，最有趣的部分是界定了境內一個「國王」的身份地位，這人就是祖魯(Zulu)王。在殖民主義滲入前，祖魯是非洲南部強國，電影《祖魯戰爭》就記述了王國和英國的鬥爭，結局自然是原住民戰敗，不少王族被流放到大西洋聖赫勒拿島，也就是拿破侖的最後流放地。祖魯被併入南非後，它的國王不再被國際社會認可，儘管王室後人仍承繼國王尊號，也成立了自己的政黨「因卡塔自由黨」，維持著民族潛力。白人政權終結後，因卡塔一度成為政壇關鍵少數，經討價還價，南非憲法正式承認境內有一個合法祖魯王「行使統治權力」，有國家副總理級別待遇，轄下還有自己的內閣和政府，連前南非總統孟德拉也和祖魯王結成親家，稱之為「吾王」。祖魯王沒有實權，境內行政工作都隸屬南非地方政府，但憲法規定他是全體八百萬祖魯人的「最高代表」，也就是八百萬人的合法精神領袖。最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九三年到二零零三年，祖魯王居住的夸祖魯—拿塔爾省(KwaZulu-Natal)由因卡塔執政，國王這個虛君有了同一民族的民選政府配合，就變相擴大了實質政治影響力。

另一個類似案例同樣來自非洲，出現於烏干達。烏干達是多民族國家，主體是布干達王國(Buganda)，其國王尊號為卡巴卡(Kabbaka)，在英國殖民管治期間，承擔著間接管治的責任。烏干達獨立後，卡巴卡被推舉為總統，數年後被軍閥趕下台，整個布干達王國的編制也被廢除。在「烏干達狂人」阿敏獨裁管治期間，任何談及「布干達民族主義」的人，均被當作賣國論處。阿敏覆亡後，烏干達中央政府卻發現布干達遺民始終難以融入國家，而且常威脅搞騷亂，於是在一九九三年決定讓布干達復國，由在西方口碑甚佳的民選總統穆索文尼(Yoweri Museveni)親自出面，邀請在英國流亡三十年的布干達王子復位為卡巴卡，稱穆塔比二世(Muwenda Mutebi II)。他同樣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王宮，自然也沒有實權，卻被法律賦予「捍衛傳統」的責任。於是，各樣久違了的布干達傳統一律被恢復，什麼豹皮王座、三跪九叩、羽毛紅冠，都從博物館拿回人間，布干達那座被列為世界遺蹟的「茅宮」也重新運作起來。事實上，現任卡巴卡作為劍橋大學法學畢業生，幾乎已是地道英國人，他的父親在位時也是英國策封的爵士，嗜好和英國王室一樣是打馬球，只是回到境內才要「飾演」土王。然而，一旦布干達所屬的地區由布干達人擔任地方領袖，土王的實質政治影響力就不能被抹殺。

回到現實。北京宣布，「考慮到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將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說「達賴方面」，而不是此前宣傳的「達賴集團」﹔強調談判對象是「達賴私人代表」，而不是「達賴集團代表」，這反映北京鎖定的對手還是達賴本人，而不是西藏流亡政府。無論上述處理是有心還是無意，即使是達賴本人，近年也不時強調自己和流亡政府有分工﹕他個人是全體藏人的精神領袖(西藏事件後還以「辭職」警告藏人不要鬧事)，政府則來自流亡的民選機關。

當我們以非洲案例相引證，達賴的身份、性質，和祖魯王、卡巴卡其實不遑多讓，北京其實也沒有反對他成為藏人精神領袖。理論上，只要他成了有法律地位的精神領袖、虛君，保存自己的內廷，藏人居住的地區則根據另一準則選出藏人管治，達賴即使不能以自己的政府直接管治大藏區，其政治影響力也會比祖魯王和卡巴卡大，因為他在民族身份以外，還握有宗教威權。

對北京而言，只要達賴成了法律規範的虛君，讓他在境內像祖魯王那樣恢復活佛的傳統繁文縟節，賦予他在非政治領域的影響力，鼓勵他像祖魯王一樣頻繁接待外賓，藏人的精神生活得到滿足，他們選出的政府就不一定是那個流亡政府，而可能是願意和中央合作、懂得發展經濟的本土政府，就像南非因卡塔自由黨。

當然，這裏有一個不能調解的細節，那自然是北京目前不容許南非式、乃至烏干達式選舉出現，但相對整個西藏問題而言，這已是枝節。只要北京把達賴和西藏流亡政府脫鈎，先認可其精神領袖的虛君地位，再觸碰自治區如何自治的實質問題，那樣無論達賴是否願意到中國定居，對雙方而言，都是前進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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